城乡融合发展的减贫效应——基于四川省数据的分析

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由来已久,农村的人才、资本等要素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社会差距不断加大,农村贫困地区陷入了贫穷的恶性循环,产生了区域性贫困等社会问题。伴随着国家战略的不断调整与逐步深化,城乡二元结构问题逐渐得到改善,我国在向着城乡全面融合目标不断发展的同时,减贫事业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减贫实践来看,贫困地区的脱贫离不开城市对农村的反哺,本研究以四川省为例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讨城乡融合与减贫的关系,以及城乡融合的减贫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城乡融合与减贫存在协同效应,城乡融合发展有明显的减贫效应;（2）城乡工资性收入比对贫困发生率的影响最大;（3）城乡居民消费支出比和城乡医疗保障支出比对贫困发生率的影响较大;（4）城乡经济总量和贫困发生率的关联程度较低;（5）城市化水平、城乡流通、技术进步和城乡社会保障等因素对贫困发生率的影响效果相近,影响程度处于中等水平。     

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减贫效应及门槛特征——基于空间异质性的分析

文章采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和门槛面板模型,考察我国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与贫困发生率的非线性空间联系。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减贫效应明显,且具有空间外溢性,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与贫困发生率在空间上呈非均衡分布;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减贫效应存在门槛特征,减贫弹性随着公共卫生投入强度和医疗保障水平的提高而提高,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先提高后降低。     

农地经营权集中模式的减贫效应研究

我国细碎化的耕地经营模式已难以为继,亟待探索农地集中新模式。本文以河南省周口市为例,从减贫效应方面对六种农地经营权集中模式进行了比较,发现土地流出的带动作用和流入方的经营规模、劳动密集程度呈正相关;农地流转的稳定程度对非农业就业有较大影响,流转时间越长、流入方经营越稳定,非农就业受农业的影响越小;贫困户扩大农业经营规模,进而脱贫的主要途径是农户间自发流转。据此提出了因地制宜选择农地经营权的集中模式、加大对农民培训力度、构建金融支持体系和建立城乡一体化社保网等建议。     

基础设施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探讨

包容性增长日益成为关注的议题,经济政策的重点不仅要维持增长速度还要将增长收益惠及所有的人及地区.本文运用文献法、归纳法等方法介绍了基础设施的特征,阐述了基础设施通过对经济增长与减贫的影响而对包容性增长起着关键作用.我国经济要实现包容性增长,就要加强对基础设施的投资.     

家庭农业对巴西减贫贡献大

巴西总统罗塞夫与农牧业和供给部部长罗西7月12日专程前往东南部巴拉那州，颁布“2012年家庭农业生产计划”。这项计划旨在通过一系列优惠政策，扶持巴西家庭农业生产，稳定农村就业水平，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     

从数字观天下

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大陆排第34位；中国成功减贫加速了世界减贫进程；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达50万亿元；我国基金资产净值超过3．3万亿元     

包容性增长研究述评

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不考虑其对减贫和不平等的影响,然而,近年来减贫速度的下降和不平等的增长促使人们重新认识经济增长。作为利贫增长的替代,包容性增长成为世界银行和许多国家的发展战略,本文从定义、度量、诊断、机制和理论基础等方面详细介绍了包容性增长的产生、发展以及将来的研究方向。     

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减贫的演进轨迹与科学路向

城镇化是实现减贫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城镇化缓慢起步阶段,城镇化进程几乎停滞,对减贫的效力不大,并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开放后至21世纪初期,我国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并有力推动了减贫事业的发展,但城乡差距也被拉大;2013年以后,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标志着我国进入以新型城镇化引领扶贫开发、由“减贫”向“脱贫”转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阶段。经济新常态下,应坚持以新型城镇化引领扶贫开发,尤其应重视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城镇化的减贫效应;要建立和完善以新型城镇化推进减贫事业的政策支撑体系,并着力推进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的小城镇建设。     

农村电商精准扶贫路径研究

随着网络的普及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日新月异,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作为一种新型的网络经济活动,电子商务在深化侧供给改革带动地区经济发展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现在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发展农村电商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助力农村经济脱贫致富成了当下扶贫攻坚的重要途径。在此现实基础上,本文通过对农村电商精准扶贫路径的研究,为农村电商精准扶贫的行动指明了方向。     

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效应实证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数字技术和普惠金融深度融合的产物,能够有效降低金融服务门槛和成本,消除物理网点和营业时间限制,破解普惠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问题,使欠发达地区、农村地区、小微企业、低收入人群等能够获得价格合理、安全便捷的金融服务,从而为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