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商”盛宣怀

放眼晚清“实业兴国”之格局,此种政商关联,实属正常,“因人成事”、“政商两栖”是时代和国情所铸就的,不宜由个人来负责任。     

数数民营经济的“短板”

ＷＴＯ以后，一些行业将面临着国退民进的变革。民营经济“进”得好不好，不仅要看国有经济是否真能退得出，更要着民营经济是否能够战胜自己的“短板”。就像木桶盛水的原理一样，水的容量不由桶的“长板”决定，而是山“短板”来决定的。那么，民营经济有哪些不利于“进”的短板呢？     

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异变——晚清民国时期的官商资本探析

近代中国的官僚私人资本是凭借国家权力设租寻租的资本,在晚清民国的特定历史时期出现,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官商资本的原始积累来自于当官的红利并随着近代化的发展而发展。官商资本的出现,对中国近代化起到了阻碍作用,但客观上还是有意义的,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推动了中国的进步。由于中国的近代化过程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冲击下由国家强制推行,仓促启动的,官僚私人资本的出现使得中国的近代化刚刚起步就半路夭折,中国没有完成近代化建设的历史使命,没有发展成为正常的近代化国家。     

国际竞争视角下的产权制度与大国兴衰——一个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本文试图为解释大国兴衰提出一个基于非中性产权制度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经济学现有的国家兴衰模型大都是内生增长模型。我们将国际竞争环境这一关键的外部变量引入到理论框架中。本文的分析假定:在开放条件下,民族国家为基本竞争单位,长期经济增长是实现国家利益的首要目标,大国兴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或受制于外部环境。我们尝试从商人集团与统治集团的合作方式入手,阐释大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得失。本文认为,以长期增长为核心的国际竞争,其实质是大国非中性产权制度之间的竞争。在开放世界中,特别在大国经济"起飞"阶段,商人集团和统治集团之间形成"收买型"合作,并由此建立倾向于生产性集团的非中性产权保护制度对大国崛起至关重要。     

观察中国企业的五个维度

按照现代经济学对经济驱动的基本理解,沿着企业和企业家为导向的市场原则,观察、分析百年中国企业史,观察当下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的生态,就必须成为我们要守住的第一理论前提。事实上,正是沿着这样的维度,我对跨越百年的官商结合模式的观察和分析,才得以顺利展开。     

浅谈晋商票号对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影响

晋商票号不仅为中国一个多世纪商品经济的发展发挥了独特的促进作用,而且为中国官商银行的设立、发展提供了条件,晋商票号在中国金融史上的地位功不可没。一、改善了中国近代的金融流通方式票号产生以前的金融流通,全靠镖解运现。每遇事变发生则常使金融梗塞。而票号产生后的作用,则如秦     

上海社保基金丑闻背后

上海自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腐败案——上海市社保基金挪用丑闻案的曝光震惊全国。此案绝非上海首创,各地频频发生老百姓“保命钱”被官商勾结侵占挪用,面对如此状况,国家将采取什么措施让老百姓对未来的养老充满信心?     

上海“官商共治”数字电视

有线数字电视经几年的发展。形成了整体平移推广和多媒体资讯服务为主的“青岛模式”、以一卡一费和梯级收视消费为主的“佛山模式”，目前出现的上海模式以内容集成、产业联盟为主的付费电视推广自称一家。但也存在收费标准、传统模拟信号及维修等问题的制约。[编按]     

用制度为官商关系新常态作保障

构建官商关系新常态,必须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厘清权力边界,大力反腐与深化制度建设改革相结合,才能彻底铲除腐败土壤。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加大反腐力度,从落马官员的案例来看,暴露出了大量官商勾结、以权谋私问题。可以看出,政商勾结形成的腐败是最主要的腐败,体现在官员上就是进行权钱交易、权力寻租;体现在商人身上就是行贿,很多时候他们行贿才能办成事,这是官商勾结的大背景。政商关系腐化为什么会发生?具体来看,首先是官员的权力没有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如果公权得到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