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农场的传承障碍及支持政策研究——基于山东省的微观数据和案例分析

家庭农场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一代又一代经营主体的顺畅传承.本文基于山东省家庭农场的微观数据并结合案例,对家庭农场传承的障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妨碍家庭农场传承的内部经济障碍主要来源于沉淀成本、违约成本、交易成本以及战略上的依赖关系,而外部社会障碍主要来自政府政策与制度、乡土风情以及道德规范等.此外,潜在承接者的低承接意...     

收入冲击与家庭消费——基于私人转移支付的视角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和2017年的数据,采用PSM和PSM-DID等方法分析了是否获得私人转移支付以及私人转移支付规模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私人转移支付为促进消费带来了正向的边际效应;获得私人转移支付有助于促进家庭消费结构升级,尤其是促进发展和享受型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比例的提升;农村家庭、户主年龄越小的家庭、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家庭、低财富家庭、高债务收入比家庭、中高消费家庭以及流动性资产不足的家庭获得私人转移支付对其消费支出的促进作用更大。机制分析表明,私人转移支付可以通过缓减流动性约束、提升主观幸福感两种机制促进家庭消费支出。研究有助于理解转移支付给家庭带来的经济影响,也有助于健全多层次收入转移视域下宏观政策体系,为新时期通过转移支付手段提高人民福利水平、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参考依据。     

债务杠杆、数字金融与家庭财务脆弱性

家庭财务脆弱性影响居民财富福利,债务杠杆对家庭财务变化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数字金融作为新兴金融模式改善了金融获得环境。利用2014年、2016年及2018年三轮CFPS调查数据,探究债务杠杆、数字金融对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由于具有相同债务杠杆的家庭,其财务陷入困境的可能不同,因此着重分析数字金融在缓解债务杠杆对家庭财务脆弱性负面影响中的作用。结果表明：债务杠杆升高加剧了家庭财务脆弱性,数字金融能够有效缓解债务杠杆对家庭财务脆弱性的负面冲击,且其对正规渠道借贷的杠杆率具有更大的缓释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债务杠杆与家庭财务脆弱性关系的调节可以通过降低资金流动性约束实现,这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数字金融的投融资功能。同时,在传统金融较为发达的地区、城市以及教育水平、资产水平较高的优势家庭中,数字金融更容易发挥其缓释效应,体现了破除弱势群体“数字鸿沟”的重要性。     

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基于2018年CGSS数据

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生活的各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而家庭碳排放作为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研究其是否受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运用投入产出法核算家庭碳排放量,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碳排放的影响及其影响路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增加家庭碳排放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扩大居民消费规模与改变居民消费结构,促进家庭进行碳排放强度较高的生存型消费,使得家庭碳排放增加。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于不同特征的家庭碳排放具有异质性影响：对收入水平越高的家庭影响越大;对于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家庭,数字普惠金融对增加家庭碳排放有正向作用,但对于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家庭却没有影响;对东部地区家庭碳排放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城镇家庭碳排放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农村家庭没有显著性影响。因此,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同时,政府应加强居民的环保意识,引导居民低碳消费,鼓励数字普惠金融更深层次、更加平衡地发展。     

数字经济时代的互联网普及与中国家庭消费——基于CFPS2010—2018数据的实证研究

数字化时代的互联网技术革新显著推动了居民家庭消费行为的变化。基于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运用跨期双重差分法考察了互联网普及对中国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1）互联网普及显著促进了中国家庭的消费,这一正向效应在更换关键指标测算、运用断点回归方法、替换估计样本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保持稳健可靠。（2）互联网普及对中国家庭消费的影响因家庭收入结构和消费结构而呈现出异质性特征。其中,互联网普及的消费促进效应更多地作用于中、高收入家庭,互联网普及对耐用品消费和高端服务消费的影响程度更大。（3）互联网普及主要通过提高居民收入和减少信息不对称两个渠道促进中国家庭消费。上述主要结论对当前缓解消费不足、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促进消费升级提供了有益借鉴。     

家庭特征对家庭人均消费支出的影响

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通过描述统计将家庭类型、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均年收入、家庭户籍、组织差异和职业差异六个因素与家庭人均消费支出进行交叉分析,对六种家庭特征对家庭消费支出水平影响效果进行定性分析,得到六种家庭特征对家庭消费支出水平的交叉关系,发现家庭人均年收入、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户籍、子女数量、组织差异和职业差异等都与家庭人均消费支出有显著的影响关系。     

家庭谈判能力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分析

本文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分析了夫妻家庭内部谈判能力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妻子家庭谈判能力从无或者很弱到有(可以在家庭决策中与丈夫共同商量)再到较强(在家庭决策中可以独自说了算)的过程中,子女人力资本投资增加的概率也随之提高。与丈夫获取更高家庭谈判能力相比,妻子谈判能力更高的家庭,其子女更有可能拥有自己的书桌、享有自己的房间、获得更多数量的课外书和面临更多的课外辅导机会;夫妻双方家庭谈判能力相当时,其子女拥有自己书桌、房间和参加课外辅导的概率将显著增加,子女没有课外书和拥有1-5本课外书的概率将显著减少,而子女拥有6-20本、20本以上课外书的概率则将显著增加。改善女性家庭谈判能力对于促进子女教育、特别是促进教育的性别平等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有三个方面可以改进：要加强女性教育投入,可以通过全日制、在岗培训、夜大学、岗前培训等多种形式提高已婚女性的受教育水平;通过多渠道促进女性就业,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增加具有女性倾向的财政性转移支付。     

家庭背景、学校教师质量如何影响学生学科素养?——基于PISA 2018的实证分析

学科核心素养是世界各国教育基础教育质量提升的重要抓手,探讨家庭背景和教师质量对学生学科素养生成的基本逻辑,有助于揭示家庭和学校如何进行干预,从而全面提升学生各科学科素养。基于PISA 2018学校和学生样本数据分析发现,家庭社会资本、家庭文化资本会不同程度影响学生学科素养,并存在学科异质性和学生水平的差异性;家庭背景对学生学科素养的提升存在门槛效应;家庭背景对学生学科素养的形成遵循边际效益递减的原则;教师质量比家庭背景能更有效地促进学生学科素养提升;提升学校教师学历、保障教师数量和质量供给充裕均能有效促进学生学科素养,且提升教师质量对家庭背景劣势学生的边际效益更高。因此,建议家长需要加强自身的家庭教育能力建设,从“参与”走向“会参与”,区县教育行政部门需要继续实施高学历教师流动计划,引导高质量教师向办学条件相对薄弱学校柔性流动,国家需要大力实施教师学历提升工程,前瞻性地制定高质量教师的均衡供给政策。     

试论农村土地使用权市场化交易--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变革的一个新方向

现存土地制度潜在的制度缺陷导致了新一轮改革的必要。土地使用权应属于农民并能够依照市场规律自由转让,国家对土地的所有权可体现为对土地所产出的经济效益的征税行为,这样可以促使农村土地资源优化配置,激励农民作为生产经营主体的积极性,同时要辅以一些配套措施,大力发展非农产业,加快城镇化进程,加速富余劳动力的良性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