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幕交易者行为分析——基于Kyle(1985)模型的拓展

本文拓展了Kyle(1985)的模型,假设噪音交易者对风险资产的需求量不再是完全随机的,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收到资产价格的影响。在这样一个模型中,价格的灵敏度会随着资产回报率均值和方差的增大而减小,说明市场的稳定性会随着资本市场的扩张而加强。     

通过围隔实验对三门湾营养盐动力学的初步研究

三门湾作为传统的海产养殖基地,近年来三门湾的海洋环境质量状况随着沿海城市工业化速度的加快而受到越来越越严重的威胁。2009年9月上旬在浙江省三门湾进行的围隔实验表明,营养盐的消解符合一级动力学过程,营养盐的消解速率与营养盐的初始浓度关系密切相关,其中DIN的消解速率随着DIN浓度的增加而减小,而DIP的消解速率随着浓度DIP浓度的增加,呈现先增长后下降的趋势。富营养化造成了浮游植物的迅速增长,叶绿素a的浓度最高可达0.147mg/L。     

新时期中美跨境电商合作面临的困境及扩大路径

电子商务合作是中美两国市场发展的必然选择,目前已经发展为推动经济增长、促进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在中美贸易出现冲突后,双方在电商市场的规模依然不断增加,跨境电商发展势头强劲,提供大量就业机会。推动中美电商合作的长远发展,需要针对双方的市场架构、关注内容及国家安全滥用等各方面问题进一步协商解决,用合作的形式展现市场作用,给予各国更加和谐、友善的市场发展环境。     

可加贸易成本的估计及对出口的影响

本文基于2000—2013年中国海关数据库企业层面HS8位码的出口数据,结合非线性最小二乘法估计了中国制造业的可加贸易成本,并利用可加贸易成本的估计值检验了可加贸易成本对高价和低价企业出口的影响。结果表明:2000—2013年中国制造业的平均可加贸易成本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从制造业的内部结构来看,高技术型可加贸易成本最低,中间品可加贸易成本最高;从出口市场结构来看,对印度可加贸易成本最高,对俄罗斯最低。从总体上来看,可加贸易成本对高价企业出口的抑制作用小于低价企业;从分样本来看,可加贸易成本对高价和低价企业出口的影响程度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其依赖于产品技术类型、产品用途和产品出口目的国。因此,出口企业应根据产品价格在同类产品价格的高低特点,合理选择距离远近或从量税的出口目标市场,以实现扩大出口。     

农户对农业保险支付意愿的测算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以湖北省兴山县烟叶保险为例

本文以湖北省兴山县烟叶保险为例,采用CVM方法获取调查数据,并利用PCE模型分析得出了影响农户对烟叶保险支付意愿的主要因素包括:对烟叶保险重要性的认知程度、自然灾害造成的烟叶生产的平均损失金额、农户年龄和年家庭纯收入。同时,本文还测算出了保额为每亩100元时,农户对烟叶保险的支付意愿平均值为6.43元/亩。这些结论为解决农业保险保费筹集问题提供了思路。     

基于JSU分布的广义自回归条件密度建模及应用

金融时间序列的分布对于全面、准确把握金融资产收益的动态行为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广义自回归条件密度(GARCD)建模为描述金融资产收益的概率密度函数提供了一种工具。本文在JSU分布的基础上,建立了GARCD-JSU模型,给出了模型的参数估计方法及模型拟合效果的检验方法。利用建立的GARCD-JSU模型不仅可以得到金融时间序列的时变概率密度函数,而且还可以测算出时变高阶矩的变化,从而克服了正态分布假定框架下仅从前二阶矩出发考虑金融时间序列分布特征的局限性。     

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效果季节异质性研究——以玉米临时收储制度为例

利用2007年1月至2017年12月的月度时间序列数据,分析玉米收购量和收购价格的关系在收购"旺季"和"淡季"的差异,以及临时收储政策对二者关系的影响。研究表明:因收购"旺季"存在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的干预,收购价格对收购量的调节作用并不明显;在收购"淡季",行政色彩淡化,市场机制开始发挥作用,供求双方均衡条件下的收购价格弹性为-0.58,且比未执行该政策期间的收购价格弹性提高了2%,即收购主体在收购"淡季"对价格更加敏感,侧面反映临时收储政策期间企业为了完成政策性收购任务,存在着过度收购现象。因此,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应重视政策干预对市场机制的影响,逐步完善市场价格运行机制。     

基础设施投资与居民消费的结构效应研究

基础设施投资究竟挤出还是挤入居民消费,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本文使用CHIP调查数据研究基础设施投资与城市家庭消费结构的关系,试图从细分种类消费的微观视角解释这一争议。研究发现,虽然基础设施投资可以促进总体消费水平提升,但其对于消费结构的影响呈现出两面性。基础设施投资促进了交通通信类、居住类、杂项类消费,抑制了家庭设备类、医疗保健类消费,这说明挤入效应和挤出效应并存。进一步研究发现,挤入效应的主要机制是基础设施投资通过放松消费约束提升了边际消费倾向,而非经济增长效应。此外,本文发现基础设施投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着基于收入水平的门槛作用,当收入水平较低时,基础设施投资挤出居民消费,当收入水平越过门槛值后,基础设施投资挤入居民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