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牌“进化论”

工牌已经从工作必需品,变成时髦的“藏品”和“潮品”早上8:20,北京亦庄。京东总部1号楼刷卡机前,正迎来第一波上班潮。员工在“刷卡”过门禁时,不知不觉,北京健康宝也一起“被刷”了。考虑到疫情防控与通勤效率,公司门禁系统早已对接到“北京健康宝”平台。从2021年8月起,员工工牌就已自动实现了“一卡两用”。     

居住与就业空间关系的决定机理和影响因素——对北京市通勤时间和通勤流量的实证研究

在中国城市增长和空间重构的过程中,"居住-就业"空间关系逐渐由"职住合一"向"职住分离"演变.基于城市空间结构及区住选择的经典理论和最近的理论创新,结合中国城市的制度环境特点,建立了对通勤时间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的理论框架,并利用北京市的两套就业者微观样本实证研究了各种制度因素和市场因素(分为就业机会、公共服务设施和住房机会三大类)对通勤时间和通勤流量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相关理论能够较好地解释北京市的"居住-就业"空间关系.工作机会、住房机会和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布局是影响"居住-就业"空间关系和通勤时间的三个重要因素.同时中国城市中特有的历史路径依赖性和制度转型特点.增加了"居住一就业"空闻关系的复杂性.论文认为,应致力于减少对劳动力自由选址的制度性约束,在促进产业用地充分集聚的同时,调整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布局,改变其过度集中于城市中心的现状,同时在交通便捷的区位提供符合当地劳动力住房需求的住房供给.     

集聚与分散: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与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外部规模经济效应的整合研究

本文将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和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同时整合到标准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框架之中。模型的结论显示,作为重要分散力量的城市内部通勤成本和作为重要集聚力量的马歇尔外部规模经济效应都对经济活动的集聚程度有重要的影响,引入这两个因素使得模型更加接近经济现实。此外,模型的数值模拟结果显示,在引入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后,即使运输成本为零,经济活动完全集聚在某一地区也可能是稳定均衡;同时,城市内部通勤成本确实会降低经济活动的集聚程度。     

基于公交刷卡数据的武汉市职住通勤特征研究

通勤出行和职住关系对于理解城市空间结构和职住组织模式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公交刷卡数据,以武汉市主城区和都市发展区为研究区,通过构建出行模型和职住地识别规则,识别了职住通勤群体,从职住密度、通勤时间与距离、通勤流向和可视化等方面对武汉市的通勤出行和职住平衡进行测度,并识别了武汉市的职住通勤模式。结果表明:①核心城区的职住密度明显高于其它城区,承载着较多的居住和就业人口;②通勤距离与时间具有核心—外围—边缘的递增模式;③城市主要通勤流位于核心城区和外围城区;④职住通勤模式总体可以概括为核心—外围—边缘的单中心向内通勤模式,越往外围区域越呈现职住错位的趋势。     

北京都市区居住与产业用地空间格局演化及其对居民通勤行为的影响

以北京都市区为研究案例地,采用核密度估计法、Ripley’s K(d)函数分析了北京都市区土地利用空间格局的分布特征与集聚强度,在此基础上,运用多层模型,重点分析了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对居民通勤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不同时间段内产业用地的集聚强度都要高于居住用地的集聚强度,说明居住用地出让的空间分布格局更为分散化,而产业用地出让的空间分布格局更为集聚。②土地利用格局显著影响居民的通勤行为,随着产业用地与居住用地密度的提升,居民的通勤时间与通勤距离都明显缩短,说明居住在土地混合程度越高区域的居民能够充分利用区位优势来优化通勤行为;个体属性特征如性别、年龄、职业、住房产权以及邻里特征等因素也会显著影响居民的通勤时间与通勤距离。     

轨道沿线居民职住分布及通勤空间组织特征研究——以北京为例

立足问卷调查获取轨道交通沿线居民职住分布和通勤特征数据,分析了轨道交通对城市居住—就业空间布局的影响及其结构下的通勤组织特征,基于GIS勾勒出轨道交通网络格局下职住分布的形态,提出了轨道交通网络化发展背景下区域性职住不平衡的新格局。主要结论有:①轨道交通网络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居住选择的空间,加快了居住人口向郊区迁移,加速了区域性职住不平衡的发展趋势。②轨道交通作为大容量快速客运体系将在城市发展空间格局中发挥骨干框架作用,轨道交通沿线的郊区地带呈现出人口敛聚和产业集中的双核空间集聚的发展态势,最终沿轨道交通网络轴线形成放射状的"点轴"格局。③轨道交通对长距离出行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在城市路网和机动化发展成熟的条件下,轨道交通将成为城市最重要的通勤出行方式。     

粤港澳大湾区都市圈高速铁路供给机制与效率评估——以深惠汕捷运为例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上升为国家战略,都市圈层面交通需求日益增加。都市圈高速铁路规划建设能促进城际社会经济联系,推动空间一体化。在交通强国背景下,如何创新都市圈跨市高速铁路供给模式,实施有效的治理体制,提升运营效率成为跨政区合作的焦点。在粤港澳大湾区,通过地方政府间合作,利用国家主导投资的高速铁路基础设施新增都市圈高铁服务——深惠汕捷运,成为都市圈高速铁路供给的新模式。深惠汕捷运是在厦深铁路的基础上增设区间服务,主要服务粤港澳大湾区深莞惠都市圈的跨市交通需求。为此,以深惠汕捷运为例,系统研究这种新模式的融资过程、治理机制与运营效率,有助于理解都市圈层面高速铁路供给机制。研究表明,深惠汕捷运的本质是地方政府联合向国家购买高速铁路服务,呈现较高的融资和运营效率,其顺利实施建立在跨市交通需求增长、上级政府有效干预、地方政府间高效协商和成本共享等方面,这能为其他都市圈创新高速铁路供给提供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