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滞后程度测度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化滞后应相对其自身工业化发展水平而言,是城市化发展难以满足工业化发展要求,是城市化难以适应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与国际经验没有必然关系。通过构建测度中国城市化滞后程度的新模型,对三个层次的偏差绝对数和偏差相对数的测度。结果表明,农民进城是工业化提出了城市化的要求,农民工却是城市化滞后的充分表现,因此农民工及其家属才是中国城市化的目标,没有农民工城市化将失去意义;与国家发布的城市化率逐年提高,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更加协调的统计印象相悖,无论以偏差相对数,还是偏差绝对数来衡量,相对于工业化(非农化),中国城市化滞后程度在不断加重。     

新农村建设进程中土地非农化问题研究

土地征用过程中的农地非农化理论是土地征用过程提出的重大命题。据此命题,结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具体要求,应该突出节约和集约使用土地,加快征地制度改革,健全征地合理补偿机制。应该从完善征地程序、提高补贴标准、正视征地行为等方面完善征地制度,为解决"三农"问题创造良好的条件。     

农民增产不增收的原因及增收途径探讨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增收问题,但农民增产不增收的现实证明试图从农业内部增加农民经营性收入上解决农民收入增长问题是很难的,只有通过"非农化"途径,减少农民,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才是促进农民增收的根本途径.     

土地确权颁证减少农地撂荒的区位差异与时间效应——基于农地流转的机制分析与实证检验

农地撂荒是在城镇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社会经济现象。在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的条件下,农户非农化带来的农地撂荒问题需要通过农地流转来解决。确权颁证增强了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稳定性和排他性,在农地流转便利、流转收益较大的情况下会促进农地流转,进而减少农地撂荒。采用四川省9个农村土地改革试点县区市426户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内生转换Probit（ESP）模型的分析表明：已确权颁证农户的农地撂荒概率显著低于未确权颁证农户,土地确权颁证能够有效抑制农地撂荒;土地确权颁证减少农地撂荒具有区位差异,确权颁证对农地撂荒的抑制效应在平原地区、丘陵地区和山区依次递减;土地确权颁证减少农地撂荒具有时间效应,越早确权颁证的农户农地撂荒的概率越低。各地应积极推进农村土地确权颁证工作,但不能为“颁证”而“确权”,要与“三权分置”改革相配合,切实保障农户土地权益,有效促进农地流转;在山区和偏远地区,还应克服农业生产及自然条件的限制,降低农地经营成本,扩大农地流转的规模效应和经济效益。     

农业用水非农化对农户粮食生产用水行为的影响基于山东省728份农户调查数据

[目的]农户作为微观经营主体,其节水技术的采用将提高粮食生产用水效率,达到节约水资源与保证粮食生产的双重目的。通过分析农户粮食生产用水行为,探讨水资源短缺约束对农户粮食生产技术采用的诱致效应。[方法]文章基于2019年对山东省728份农户的调查问卷数据,以农户行为理论为基础,综合运用统计分析、Logit模型等方法,对农业用水非农化约束下农户的粮食生产用水行为进行分析。[结果]在农业用水非农化态势下,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农户倾向于采用节水技术,以保证粮食生产。农户年龄、家庭农业劳动力人数、灌溉水源与灌溉方式对其节水技术的采用影响显著为负,农业年收入、小麦及玉米种植面积对农户节水技术的采纳行为影响显著为正。[结论]规模化经营是大型节水设施应用的基本条件,应当加快农地流转,推进粮食生产规模化经营,提高粮食灌溉的规模化和标准化水平;同时加快建立科学合理的农业水价改革制度,促进农民节约农业用水,以此实现水资源利用效率提高与粮食生产能力稳定的双重目标。     

安徽省耕地非农化的时空演变特征及迁移路径

研究目的：为有效应对安徽省耕地非农化问题，探究县域耕地非农化的时空演变特征及迁移路径。研究方法：以1990-2020年共7年的安徽省LUCC数据为基础，借助ArcGIS软件，引入重心模型、标准差椭圆模型，探究耕地非农化的时空演变及迁移路径。研究结果：1990-2020年期间，安徽省县域耕地非农化重心空间路径表现为“y”型形态，呈现出先远离后靠近的态势。研究结论：揭示了安徽省县域耕地非农化近30年来的时空演变及迁移趋势，以期为政府部门掌握耕地非农化趋势提供一定参考，从而更好保护耕地。     

广西边境地区耕地非农化的空间特征与迁移路径

目的 耕地非农化影响1.2亿hm²（18亿亩）耕地保护红线现象引起了政府和学界的高度重视，有效掌握耕地非农化演变空间特征是保护耕地的重要前提。方法 文章以广西边境3个地级市的23个县域地区为研究区，通过构建重心模型、标准差椭圆模型分析刻画1980—2018年耕地非农化速度与方向，并利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其空间特征。结果 （1）1980—2018年4个时期内耕地非农化面积呈“N”型波动增长的趋势，其中2010—2018年耕地非农化面积最大，为49 367 hm²；1990—2000年耕地非农化面积最小，为5 270 hm²，耕地非农化面积高值区主要集中在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区域城市中心。（2）耕地非农化速度具有空间非均衡性，标准差椭圆面积往东南方向持续扩张，耕地非农化空间上总体由西北部往东南方向迁移，区域之间的差距逐渐扩大。（3）广西边境地区耕地非农化面积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但集聚优势逐渐下降，“高—高”聚类的空间变化主导了耕地非农化面积的空间自相关关系的格局演变。结论 研究揭示了广西边境地区耕地非农化空间格局演变过程，可为边境地区制定耕地非农化管控机制和优化国土空间结构提供参考。     

中部六省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协同演化及特征分析

从城乡系统中选取要素的角度出发，定量计算2010、2015、2018年中部六省的产业、土地、人口非农化转型的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同时计算每个要素和其他两个要素的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研究城乡非农化转型中产业、土地、人口转型的协同演化存在的问题和显现出来的特征。研究结果显示：产业、土地、人口非农化转型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随着时间推移不断上升；中部六省的“人口-产业”非农化转型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相对较高， “土地-人口”“产业-土地”转型的协同演化基本同步，产业、土地、人口非农化转型协调度有待提高；应以经济发展和优化城乡之间的土地分配关系为主要动力推进城镇化进程；对于不同的地区应该有针对性地发展经济和推进城镇化，尤其是从科学的角度分析定位，根据当地的资源和地理位置条件发展合适的产业，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同步推进，促进产业、土地、人口非农化转型协调发展。     

耕地“非农化”的时空格局演变及其驱动因素研究 ——基于影响分析与组态分析的双重视角

研究目的：探究中国耕地“非农化”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压力、状态与响应因素的多重并发影响和因果组态复杂机制。研究方法：基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时空地理加权回归（GTWR)模型的影响分析和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法（fsQCA)的组态分析。研究结果：（1)2004—2020年中国耕地“非农化”面积总体呈增长态势，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城市和不同单元分别表现出“东多西少”“阶梯递增”“中西扩散”特征。（2)社会经济驱动因素对耕地“非农化”的影响体现出明显时空异质效应，其中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产业结构是普遍性的因素。（3)压力、状态与响应中单因素并不构成影响耕地“非农化”的必要条件，不同地区耕地“非农化”的实现是诸多因素构成的不同组态构型并发协同作用的结果，但在不同组态构型的核心因素和辅助因素会发生角色和地位的转换。研究结论：耕地“非农化”受经济、社会和资源配置等多重因素影响，地方政府在制定调控管理政策时需着眼于不同组态路径中压力、状态及响应多重条件的适配关系，加强城市建设占用耕地的空间规划管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