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城市迁移对流动儿童教育的影响

近年来,对农村—城市流动人口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成年群体。随着移民人数的上升,移民在城市里居留时间延长,流动儿童日益成为移民潮中重要组成部分。城市里的大量随迁子女,特别是那些没有户口的暂住人口,既是其父母的大问题,也是城市管理部门的一大难题。本文将分析1995年广东省农村—城市流动人口随迁子女的就学情况。依据1995年全国人口1%抽样调查,我们研究外来人口的流入地和流出地数据,估计流动儿童,永久移民,流入地以及流出地原住人口的子女入学率。这个对入学情况的多元分析主要有两大结论:第一,与本地市民子女相比,流动儿童入学率要低得多—特别是移居时间不足1年的流动儿童。而令人吃惊的是长期迁移的儿童,就学率则要高的多。这在很大程度上也许可归因于有户口的和流动儿童父母的高度差异。第二,来自广东农村的流动儿童就学率低于流出地的未移民。由于教育对中国社会流动性的影响日益重要,临时移民所面临的劣势极可能对流动儿童和城市社会产生长期破坏性的影响。     

中国短期资本流动管制是否有效

本文主要分析了中国资本管制能否有效控制短期资本流动。我们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开的数据首先建立1999年1月至2010年12月的月度资本管制强度指标,估算了包括虚假贸易在内的短期资本流动规模,然后利用上述量化指标分析中国短期资本流动管制的有效性。研究发现,当前资本账户管制能够有效控制短期资本流动,汇率预期变化对短期资本流动规模的影响要大于利差变动的影响。因此,未来资本账户管制仍然是控制热钱流入的重要手段,而化解人民币升值预期则是平稳推动资本账户自由化的必要条件。     

民工流动与乡村中年失业

对包括民工在内的各类乡村劳动力的年龄结构进行了分析。城市民工需求年轻化导致三个后果。首先导致青年民工的供不应求,从而在乡村还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前提下,出现了全国性的民工荒;其次,导致乡村现有中年剩余劳动力难于在城市就业;最后,导致进入中年后的民工绝大多数无法继续在城市就业,中年民工家庭因不具备在城市定居的经济能力不得不回乡。后两个结果的不断积累产生了中国特有的一个经济现象-乡村劳动力的中年失业。     

中国资本流动管理目标转向条件的思考

一国经济发展的某一阶段必然要求外汇管理从吸引资本流入阻止资本流出转变为阻止资本流入，鼓励资本流出，即资本流动管理目标的转向。日本和德国都曾有过这种管理目标的转向。根据蒙代尔的理论，这种转向是执行固定汇率制国家的一种必要的货币政策。我国当前的经济与资本流动形势与当年日本和西德的情况类似，中央银行面临货币供给控制的困难，但我国的外汇管理却与当前的货币政策方向相反，所以，应该考虑转向。     

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 服务于人力资源流动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作为市场重要组成部分的劳动力市场相对滞后 ,文章就发展劳动力市场中应注意的问题谈了一些看法     

基于效率角度的高管内部薪酬差距分析

企业高管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而高管薪酬最近也成为了公众的热点话题。一直以来,企业中部分高管的天价薪酬,受到了人们的普遍质疑,也由此产生了高管内部不同程度的薪酬差距。文章查阅了大量文献与公司年报数据,分析了高管内部薪酬差距的合理性及原因,同时认为应该从效率角度来看待高管薪酬差距问题,才能使我国的企业薪酬制度越来越完善,进而防范经理薪酬风险。     

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监控:出资方和受资方的监控方案

90年代国际金融市场上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在不同程度上均与国际短期资本的流动有关。为了将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负效应降至最低,本文认为应设立一个出资方的国际监控系统和一个受主自主的监控系统,在这种双向监控的支持下,金融自由化的进程才可能顺利推行。同时对我国国际短期资本流动也提出了对策。     

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劳动者身份之辨

企业高管能否作为一般劳动者看待,是在全世界的司法实践中都存在的问题.如果按照劳动者定义认为企业高管与一般劳动者没有差别,其就能适用《劳动合同法》,享受到劳动者享有的一切权利.但是现实中的企业高管地位并不等同于一般劳动者,他们具有更高的地位、更弱的隶属性以及更丰厚的报酬,这就导致了《公司法》和《劳动合同法》的适用困境.通...     

性别、教育水平与高管薪酬

本文以R2012年末的中国A股房地产行业上市公司的数据为研究样本,考察我国房地产行业的高管薪酬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显示：高管薪酬与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呈现正相关关系与企业市值成正比,同时高管的薪酬也随着学历的增加而不断的增加。因此可以得出高管在以企业市值最大化也就是股价最大化的情况下来经营企业往往会达到双赢。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公司治理与企业创新——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作为重要的公司治理机制,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由于直接影响管理层的激励约束和风险偏好,因而与企业创新存在理论上的关联,但是否具有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却并未得到充分的实证研究。本文以2003—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基于PSM的研究设计,实证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引入,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从而符合激励效应假说。Heckman两阶段法等一系列检验结果也表明了该结论的稳健性。机制分析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引入,主要是通过风险承担渠道和管理效率渠道来影响企业创新。在考虑了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后,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当投资者保护程度较高、公司面临被诉风险较大时,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激励效果和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本研究提供了保险合约通过公司治理渠道影响企业创新的证据,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在中国资本市场中仍然是一种较为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