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农村管理体制改革走出黄宗羲定律怪圈

一、深化农村管理体制改革,减少制度成本当前,农村税费改革走出了第一步,并取得了可喜的阶段性成果。但仍然有不少问题亟待解决。我国的现实决定了单纯减免税的路行不通,因为造成农民负担重的根本原因是农村的上层建筑严重不适应农村的经济基础。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即使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迟早仍会出现反弹。因此,农村税费改革,不但是经济领域的改革,更是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     

中国田赋制度八变历史纵览及启示

田赋制度在税收古典体制中居于主导地位,纵观我国封建社会的赋税史,有八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田赋制度改革,即贡(夏)助(商)彻(周)、初税亩、租赋制、租调制、租庸调、两税法、一条鞭法以及地丁银等八种制度最为典型,鲜明的体现了亚当·斯密所提出的公平、确定、便利和最小征收费用原则.同时,黄宗羲所提出的"积累莫返之害"有诸多偏颇之处,其未考虑政府职能扩大、百姓负税能力增加、税制制定与执行的区别,以及新税制对原来苛杂的剔出和古典税制本身的缺陷.     

现阶段走出黄宗羲定律怪圈的障碍分析

温家宝总理一年来多次强调，我们一定要而且一定能够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然而作者从财政收支与管理的角度分析，说明现阶段走出怪圈的障碍：城市化滞后致使财政仍需农业扶持，在预计的未来，农村公共福利支出还会增长，基层政权财权与事权的分离导致预算管理难以保证农村的经费支出。     

如何破解"黄宗羲定律"

本文提出，要破解“黄宗羲定律”，必须进行乡镇机构改革，建立和完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体制。     

"黄宗羲定律"与后农业税时代

所谓“黄宗羲定律”，是对一种历史现象的概括：在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当农民负担到了不能忍受的极限时，历朝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都会对农民所征税费进行一些改革，将明暗正杂诸税（包括赋、役）“悉为一条”、“一切总征之”，并且明令不得在此之外再加征另外的税（赋、役）。但是改革之后，用不了多长时间，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会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走到了改革目的的反面。     

基于黄宗羲定律的农村减税改革

中国历史上的减税变法何以屡屡淮橘成枳?概因统治者只关心增税而对税赋公平诚意不足。中国古代一系列减税变法的结果表明,农民负担在减轻之后不久又会涨到比减税变法之前更高。"黄宗羲定律"所言不虚。本文为当前中国的农村减税改革提出若干对策建议,并评价了秦晖对农村并税式改革的述评,进而总结了"黄宗羲定律"对新一届政府的启示。比如,农业税的免除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作用不大,要想切实提高农民收入,必须从规制方面采取相应的保障措施。总之,缺乏超经济体制范畴的政治改革配套措施,则农村并税式减税仍将受阻,偏向城镇小微企业的结构性减税也很难让农村地区受益。     

无农业税时代摆脱“黄宗羲定律”的路径选择

通过描述近二十年农民负担走势,分析农民负担结构构成,解释农民负担繁重的根源,指出免税同时还须积极转变行政管理制度、革新财政体制、加强基层民主制度建设、培养农村实力,多管齐下,避免农民其他费用变相增加。     

明清浙东学术与宁波商帮发展

明清浙东学术与宁波商帮之间，实有相辅相成的内在渊源。浙东学派猛烈抨击儒家传统经济伦理，提出了“新四民”、“工商皆本”、“国家不可病商以滋弱”等主张。而孕育这先进的经济伦理观的社会基础．正是宁波悠久的贸易传统和崇商敬贾的社会风尚；理论又反过来推动儒生弃书服贾，使“宁波帮”发展壮大，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一。     

破解"黄宗羲定律"的思考与探索

我国历史上“苛费猛于虎”、农民不堪重负的严重现象，曾引起一些帝王及官员的不安和关注，政府曾多次实行税费制度改革，其中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三次改革是唐朝的“两税法”、明朝的“一条鞭法”和清朝的“摊丁入亩”。这些改革措施，虽然在当时减轻了农民的税赋负担。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都没有走出“农民税赋重——改革税制——农民税赋加重——再改革税制”的怪圈，清代思想家黄羲之称为“积累莫返”之害，后人概括为“黄宗羲定律”。     

试论黄宗羲与吕留良交恶的根本原因——兼论黄宗羲“华夷之辨”观念演变的历史价值

曾有过深厚友谊的黄宗羲与吕留良，均为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然而两者最终交恶，究其原因固然很多，但造成之间友谊断绝的根本原因，则出自对“华夷之辨”理解上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