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金融危机不仅带来灾难,同时也为FD I战略调整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提供了契机。根据关于FD I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的相关理论,试图定量研究我国的FD I通过哪些传导途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及其影响强度的大小。     

内外经济视角破解中国出口贸易发展痼疾——“中美对话”和“平稳转型”探讨

在中国出口贸易发展受到外部环境冲击情况下,国内外学者对出口贸易规模是否能够稳步增长不断提出质疑。在此叙事背景下,通过对出口贸易的发展历程及结构失衡深入剖析,发现内部结构性矛盾才是真正威胁出口贸易持续发展的根源所在,外部需求冲击影响微弱。中美贸易差额的比较研究显示,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并非特例,消除贸易争端的经济手段则是顺差规模的缩小;中国探寻多元化出口贸易实践是解除贸易商品、国别结构失衡的内在要求,也是长久之计。基于中国内外经济发展运行的特殊性,对外贸易发展研究需要超越开放宏观经济学的理论认识局限。要实现出口贸易稳步发展须兼顾区域平衡目标,解除结构性枷锁。消除出口贸易的区域失衡发展困境是解决对外经济发展问题的根本之所在,制定贸易政策必须以＂省区＂这一基本层面为依据。     

经济转型时期江苏省吸引FDI的现状与建议

通过对经济转型时期江苏省利用外资的现状分析,基于EG协整检验,本文对江苏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展开实证研究,分析结果表明江苏省原有的土地和劳动力优势已弱化,而高技术人才对吸引FDI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显著,经济开放度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也有影响,最后从产业、教育和港口建设等方面对江苏省在经济转型期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FDI的就业效应:基于江苏三次产业的差异分析

利用江苏1995年-2009年的FDI与就业数据,对江苏FDI的就业效应进行了回归分析。实证研究表明,从总体来看,FDI会促进江苏就业的增加;具体到三次产业,就业效应却又有显著的差异,其中第一产业的就业效应为负,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就业效应为正,但是总效应为正。因此可以说,江苏吸引FDI使得江苏更多的劳动力得到了就业的机会。     

浙江省11城市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

当前,面对全球经济动荡、资源成本约束的新形势,创新引资战略,开创引资新局面应是各地需要高度重视的。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应从单纯追求引资数量转变为既注重引资数量更注重引资质量和效益。本文采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提出的业绩指数和潜力指数,对浙江省11城市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状况进行实证研究。文章通过指数大小排序来反映各城市利用外资业绩与潜力的相对地位,并针对不同地位的城市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跨国公司生产性服务业FDI地理集聚因素研究——基于中国1997—2009年的数据分析

信息壁垒的存在及高质量服务购买时的经验性特征,使跨国公司生产性服务业FDI在最初进入时往往会追随制造业。实证研究表明:除了制造业FDI,生产性服务业FDI往往和东道国制造业表现出很大的关联度;一国受教育程度、开放度等都是影响因素之一;东道国生产性服务业种类的上升会降低东道国制造业的生产成本。     

贸易成本与技术差异:南南和南北协定对FDI的影响

由于贸易成本不同和技术差异,不同国家组成区域贸易协定(RTA)后,FDI流入数量和质量都存在差异。以知识-资本模型为理论框架,本文对OECD国家和东盟国家的FDI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研究表明南北型RTA比南南型RTA能带来更多的FDI,发展中国家进行区域一体化时最优选择是和发达国家缔结贸易协定。     

FDI与东道国企业的能源效率——以江苏高新技术企业为例

FDI在促进东道国经济规模扩张的同时,也会对企业能源使用效率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利用江苏省1988家高新技术企业样本数据,试图揭示FDI与企业能源效率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虽然FDI对企业能源效率有正向影响,但来自不同国别（地区）FDI的促进作用存在明显差异,非港澳台地区FDI较之港澳台地区FDI对企业能源效率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这可能与不同来源地跨国公司所有权优势的差异以及FDI在中国大陆投资的不同动机有关。同时,本文还发现,研发创新、人力资本以及国有资本份额也对能源效率产生比较显著的影响,而产业集聚因素对能源效率影响不明显。     

外商直接投资与区域创新能力——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1999～2008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FDI技术溢出对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具体影响。研究结果表明,FDI技术溢出对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有明显的正面效应,但这种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外观设计和实用新型专利授权量上,对发明专利的授权量没有显著影响。对东、中、西部地区的进一步分析表明,FDI对中国东、中部地区的外观设计、实用新型创新能力具有较显著的溢出效应,而对西部地区影响不显著。     

广东企业对东盟国家直接投资的产业区位选择

广东企业对东盟直接投资存在两种不同的投资:优势型对外直接投资和学习型对外直接投资。文章据此探寻广东企业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区位,从东盟的产品市场和资源禀赋出发,分别分析了广东省在高新技术产业、第三产业、优势产业、边际产业、资源类产业及小规模技术产业的企业对东盟国家的不同投资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