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结构问题与M2/GDP偏高现象研究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尤其是1997年之后,流动性过剩和资产价格剧烈波动成为中国经济运行中的典型现象,表现为货币供给量的变化和实体经济变量即产出和物价变化的脱节———M2/GDP偏高现象。根据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货币总量与名义GDP之比作为衡量流动性过剩的尺度,反映了货币供求状态与实体宏观经济总量之间的关系。当流动性过剩成为持续现象时,说明相对于实体经济形成的总供给,货币市场持续出现超额供给,即货币市场提供的一部分货币资金没有流向实体经济,或投入到实体经济的货币资金没有形成真实的商品供给。由于现代货币制度下,货币供给量与金融体系提供的信贷规模和信贷资金流向紧密联系。因此考察流动性过剩现象应该更多关注金融结构,进而金融资源的配置方式和效率的变化。本文结合金融结构发展情况分析中国M2/GDP偏高现象,揭示金融结构发展中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     

互联网金融发展及对我国居民金融理财行为影响——柳州视角

当前互联网金融的迅速发展正在改变着整个金融生态,也在不断影响并改变着居民的理财行为.本文简要介绍互联网金融的含义,并总结当前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特点,根据随机调查结果,分析了互联网金融对我国居民金融理财行为的影响.由于互联网金融并未被全民接受,相关政府监管部门应加强宣传,明确职责,完善监管体制,发挥互联网金融对经济金融发展的积极作用.     

货币政策有效性与内外均衡

审慎使用货币政策,对实现“外堵热钱,内防通胀,把好流动性的总闸门”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货币政策的理论溯源、运行特点及正负效应进行了文献回顾,界定了国内外流动性环境变化对国内货币政策操作的制约和影响,并在结合中国货币供给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优化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相应政策建议.     

Implementing technology-forcing policies: The 1970 Clean Air Act Amendments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advanced automotive emissions controls in the United States

Technology forcing is a strategy where a regulator specifies a standard that cannot be met with existing technology, or at least not at an acceptable cost. Using the 1970 U.S. Clean Air Act for controlling automobile emissions as a baseline example, we demonstrate the importance of the regulatory implementation process if regulations are to foster technological change. The 1970 legislation required steep emissions reductions for new 1975 and 1976 automobiles, which presented automakers with major technical and economic challenges. Nevertheless, the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successfully forced the adoption of two marquee control technologies—the catalytic converter in 1975 and the three-way catalyst in 1981. We focus on three factors critical to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agency credibility to enforce standards, competitive pressures to drive industr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uncertainty about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中国外汇储备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外汇储备在国际收支双顺差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推动下超常增长,并成为制约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重要因素。本文从理论上阐明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外汇储备与货币政策的内在逻辑联系;从实证角度剖析了外汇储备变动对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的冲击,以及引起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冲突。我国应改革现行的外汇管理制度,加大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力度,促使国际收支结构平衡,以提高货币政策实施的自主性和灵活性。     

贸易政策、研发投入与技术进步

本文利用我国制造业部门13个行业1993-2005年的数据,通过协整检验和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实证分析了贸易政策和研发投入对技术进步的动态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贸易保护程度、研发投入和技术进步三者之间存在一种长期的均衡关系:贸易开放程度越高,研发投入越大,则技术进步越快.     

低碳发展视域下的科技政策:模式构建与演化路径

科技政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随着时代进步而不断演进与发展。基于低碳发展视域,以低碳经济理论、政策设计理论为基础,分析科技政策发展现状,从政策主体、政策客体、政策目标3个方面识别科技政策维度,构建基于战略、中观与基础层面的S-M-B科技政策模式系统框架,并运用博弈观点分析科技政策模式作用机理。研究表明,低碳科技政策是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政策体系,需要基于系统观构建政策模式,并保障主客体之间在低碳发展中的政策均衡。最后,运用放大镜模型探析科技政策体系演化模型,提出对接-整合-融合的动态演化路径及具体管理启示。     

国有股权重、政策性负担与绩效——国有银行战略引资方案探析

本文结合当前国有银行战略引资的改革背景,构建银行业混合寡占、国有银行混合持股的古诺竞争均衡模型,研究认为战略引资后的均衡股权结构与国有银行所承担的政策性负担及私有银行数量密切相关;国有银行政策性负担与私有银行的经营绩效正相关,但从整体来看则损害了社会总福利.另外,政策性负担不影响市场可容纳的最大银行数量,但会影响达到这一数量时国有银行的股权结构.     

创业企业家不确定性容忍度对企业迁徙决策的影响

创业企业迁徙是创业企业成长过程中的重要决策。基于文献研究并结合创业企业家特征,构建创业企业迁徙意愿影响因素模型,重点探讨在不确定性容忍度影响下创业企业迁徙意愿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政策环境、生活质量、政府服务质量是影响创业企业迁徙的三大外部因素,创业企业家不确定性容忍度则是重要的内部因素,随着创业企业家不确定性容忍度提高,生活质量对迁徙意愿的影响减弱,而政策环境对迁徙意愿的影响增强,表明当前创业企业孵化与迁徙受政策环境主导。研究结论进一步解释了迁徙情景中创业企业对区域经济环境不敏感以及云集于北上广深等生活成本畸高的城市等现象。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家族企业创新 ——融资约束及政府补助视角

家族企业作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参与者,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家族企业若想实现长期发展,必然依靠创新。然而,我国家族企业普遍面临创新投入不足、创新产出效率低下等问题。基于2010—2018年中国上市家族企业数据,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于家族企业创新是否存在激励作用。结果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高,会对家族企业创新研发活动投入与产出产生正向激励作用,促进家族企业创新。从融资约束与政府补助视角,分析两者在上述正向激励作用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对于融资约束小以及受到政府补助的家族企业而言,其受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正向激励作用更显著,有助于其开展创新研发活动。结论不仅验证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于家族企业创新的激励作用,还揭示了融资约束以及政府补助的调节作用,可为政府制定相应补助政策,构建完善的金融市场提供理论支持和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