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物质发电产业发展动力因子研究

介绍了中国生物质发电产业的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基于此,识别生物质发电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因子和外源动力因子,并利用计量经济学理论对动力因子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建立解释结构模型研究动力因子之间的关系,分析经济要素之间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所有的动力因子通过不同的途径和方式最终指向政策和资源禀赋因子;能源安全因子、环境保护因子、农村发展因子影响电力需求,投资影响电力供给;合理的要素成本价格需要科学的政策组合进行有效支持。     

中西方居住空间分异动因比较研究

城市居住空间分异是城市化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现象,中西方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形成动因不同.通过对国内外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动因的分析、比较,归纳出其发展过程中呈现的不同动因.     

经济快速发展地区农业土地利用变化驱动机制研究--以无锡市东亭镇、安镇镇和羊尖镇为例

以长江三角洲地区无锡市东亭镇、安镇镇和羊尖镇为例，通过应用德尔菲法和主成分分析法选择农地利用变化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构建了区域农业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模型，并据此着重分析了区域农地数量变化与区域经济发展、城市化水平、农业集约化、城市(上海市)辐射力以及耕地保护政策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区域农业土地利用变化是上述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并且在不同的乡镇，农地数量变化的驱动因素是有所差异的，而且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各驱动因素的重要程度也是动态变化的。最后，作者就经济快速发展地区农业土地可持续利用管理提出若干政策建议，合理保护农地尤其是耕地资源；重视耕地质量占补平衡；依据农业产业发展态势，积极调整农地利用结构；推进非农产业升级，合理控制非农用地规模；进一步完善土地利用的经济约束机制和土地利用决策体系；加强区域合作，避免产业结构的趋同导致的土地利用结构的趋同；促进产业科技进步，提高土地利用占用效率。     

顾客虚假忠诚前置因素研究

本文依据行为和态度两个维度对顾客虚假忠诚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并指出其与顾客真正忠诚的区别。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将顾客虚假忠诚的前置因素划分为态度、行为驱动因素和外部、内部情景调节因素,通过深入分析,提出了顾客虚假忠诚的形成机理模型,并提出了维系现有顾客的策略建议。     

乡村数字化转型对耕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影响机制及门槛效应研究

研究目的：科学探究乡村数字化转型对耕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影响机制,为推进乡村数字化转型赋能耕地绿色生产提供理论依据。研究方法：非期望产出SBM模型,Tobit回归模型和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研究结果：（1）中国耕地绿色利用率均值由2011年0.628上升至2021年0.845,年均增幅2.17%,空间上呈现“东部、西部、中部”和“粮食主销区、产销平衡区、粮食主产区”依次递减格局;（2）乡村数字化转型水平均值由2011年0.127增长至2021年0.259,年均增幅10.49%,空间上呈现“东部、中部、西部”和“粮食主销区、粮食主产区、产销平衡区”依次递减非均衡格局;（3）中国乡村数字化转型对耕地绿色利用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存在区域异质性,东、中部地区乡村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较西部地区更为显著,粮食主产区和产销平衡区较粮食主销区更为显著;（4）乡村数字化转型水平越过门槛值0.261时,对耕地绿色利用效率促进作用呈现边际效应递减的单门槛非线性特征。研究结论：区域间应联通数字赋能耕地绿色利用的合作共享网络、扩大数字技术对耕地利用环境污染的缓释效应和衔接耕地利用主体数字化耕种需求,是实现耕地绿色利用的长效驱动路径。     

低碳经济发展中的碳排放驱动因素实证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本文基于三大产业和居民生活部门的12种能源消费量数据,较全面地测算了1995—2008年浙江省碳排放量,建立了碳排放驱动因素分解模型,将碳排放的驱动因素分解为能源强度、结构调整、经济发展和人口规模等四大类效应,并采用对数平均权重分解法(LMDI)测算了各类效应对碳排放量的贡献值、变化趋势及相互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995—2008年,浙江省碳排放量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经济发展和人口规模对碳排放的正向驱动效应远超过能源强度和结构调整产生的负向驱动效应。本文同时测算出浙江已跨越了碳排放强度的高峰阶段,但仍处于碳排放强度高峰迈向人均碳排放量高峰的阶段。为缩短不同碳排放高峰的跨越时间,降低高峰峰值,本文提出了加快低碳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绿洲系统"三生"承载力驱动机制与模式的理论探讨

以全新的视角解释了绿洲系统生态-生产-生活承载力的内涵，从生态、经济与社会效益的角度分别以水资源、投资作为驱动因子分析了绿洲系统“三生”承载力的驱动机制，阐明了人口在绿洲系统“三生”承载力驱动机制中的双重作用。水资源、投资与人口共同影响着绿洲系统“三生”承载力的模式类型与更替机理，绿洲系统“三生”承载力模式类型的科学界定，对合理开发绿洲系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深部沿空掘巷窄煤柱合理宽度数值模拟分析

合理的煤柱宽度能够保证工作面巷道的稳定性,改善沿空掘巷维护状况,降低由于矿山压力造成的巷道变形,煤柱宽度的确定对于提高煤柱回收率、保障安全高效的生产起到积极作用。本文针对煤矿沿空掘巷具体生产地质条件,采用数值计算及现场试验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沿空掘巷窄煤柱的合理的煤柱宽度,得到S2105瓦斯排放巷和S2106回风巷之间合理煤柱宽度为8 m,为该矿地质条件下煤柱留设的合理宽度确定提供了理论依据。     

城市旅游绅士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南京"总统府"周边地区为例

城市旅游绅士化是绅士化发展模式的一种特殊类型,强调了旅游发展在城市绅士化形成中的独特作用。南京"总统府"周边区域的实证研究表明,城市旅游绅士化现象呈现了较为明显的居住与商业转变过程,日益具有国际化特征,不仅展现了当代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全球化和地方化的相互作用,也反映了文化战略的全球趋势与地方城市发展的融合。在全球与地方互动环境下,"企业化"的地方政府和寻求利润的房地产开发商在推动旅游绅士化发展中具有主导角色,而特定的地方城市社会文化特质和居民的需求偏好则重塑其发展背景。     

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及驱动因素研究

随着我国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难题就是城镇化与生态保护的协调问题。以长三角地区作为研究区域,利用熵权法和非期望产出SBM模型定量测度2005—2018年新型城镇化水平和生态效率;借助耦合协调模型,测度二者的时空格局及相对发展状态;通过构建Tobit模型,研究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效率耦合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从综合发展水平来看,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生态效率均呈上升趋势,但两个子系统之间发展不平衡;(2)从协调发展水平来看,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效率的耦合协调度均值在0.38~0.72之间,整体处于上升趋势,经历了“拮抗—磨合—协调”三个阶段,且空间分异特征显著;研究阶段前期,发展水平多为新型城镇化超前,后期发展比例趋向均衡。(3)从驱动因素来看,资源聚集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创新环境、社会促进能力对耦合协调度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工业化水平及对外开放程度则对耦合协调度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地区间的驱动因素差异较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