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ciology,risk and the environment: a material-semiotic approach

Abstract

Sociology has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conceptualisation of risk and critique of technical risk analysis. It has, however, unintentionally reinforced the division of labour between the natural/techn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in risk analysi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problem with conceptualisations of risk is not a misplaced emphasis on calculation. Rather, it is that we have not adequately dealt with ontological distinctions implicit in both sociological and technical work on risk between material or objective risks and our socially mediated understanding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those risks. While acknowledging that risks are simultaneously social and technical, sociologists have not, in practice, provided the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tools to apprehend risk in a less dualistic manner. This limits our ability both to analyse actors and processes outside the social domain and to explore the recurs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risk calculus, social action and the material outcomes of risk. In response, this paper develops a material-semiotic conceptualisation of risk and provides an assessment of its relevance to more sociologically informed risk governance. It introduces the ideas of co-constitution, emergent entities and enactment as instruments for reconciling the material and social worlds in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risk. It further illustrates the application of a material-semiotic approach using these concepts in the nuclear industry. In deconstructing social–material dualisms in the sociology of risk, this paper argues that a material-semiotic conceptualisation of risk enables both technical and social perspectives on risk not only to coexist but to collaborate, widening the scope for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陕西农村居住地生态环境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随着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由此引发的农村居住地生态环境恶化已成为制约农业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加强农村居住地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研究分析农村居住地生态环境影响因素,为有效改善居住地生态环境提供重要理论依据。[方法]以陕西省为主要研究区域,采用层次分析法,构建矩阵模型,研究影响陕西省农村居住地生态环境的农民因素、生产活动和政府因素3个层次,包括周边乡镇企业废物排放、农用投入品的使用、畜禽养殖业废物排放、人均消费支出、农村人均家庭纯收入、农村家庭恩格尔系数、环保意识、政府监管力度、环境保护财政支出,相关政策法规等10个因素所占权重,得到不同因素的重要性排序。[结果]乡镇企业废物排放、农用投入品的使用、农村人均家庭纯收入和农村人均消费支出是影响农村居住地生态环境的主要因素,且重要性排序为乡镇企业废物排放农用投入品的使用农村人均家庭纯收入农村人均消费支出。[结论]加强乡镇企业废物排放管理和农用投入品的生产和使用审查,降低不必要的消费支出,同时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人均家庭村收入,是目前改善农村居住地生态环境的有效措施,为农民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居住场所,这也将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低碳经济背景下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研究

[目的]通过探究我国农业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试图找出转变我国农业发展方式的出路,以期为可持续的低碳农业经济发展提供借鉴。[方法]文章采用层次递进法,分析发展低碳农业的背景与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必要性,挖掘我国农业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探究其原因,并为之提出解决方案。[结果]发现我国农业经济发展中存在农村低碳环保意识薄弱、农业基础设施不完善、农业结构不合理、农村经济差异明显及农业技术型人才缺乏等问题,其原因主要是由传统农业生产与经营方式带来的生产无视生态、分散经营无视集约经营等所致。[结论]发展低碳农业经济,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根本出路。为此应着重加强农村建设,培养农村服务人才,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实现农业产业经营化等。     

强化农业资源持续利用工作 积极推动区域农业协调发展

文章回顾和总结了2013年全国农业资源区划工作,全面分析了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农业资源区划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围绕农业资源利用、环境治理、生态建设等方面认真研讨了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同时研究部署了2014年农业资源区划工作。文章认为,2013年全国农业资源区划系统主动适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充分发挥资源区划基础性、前瞻性和综合性作用,紧扣"三农"发展需求,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如2013年农业资源区划系统完成的7项规划的编制、改善农村人居环境、10项专题调研等。文章指出,当前,随着农业农村经济的深入发展,内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各种矛盾和深层次制约更加突出,已到了不深化改革就无以为继的阶段。文章就农业资源约束与国家粮食安全、农业环境污染与建设生态友好型农业、生态系统破坏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2014年农业资源区划的工作重点是:深化农业区划研究、加强农业资源综合管理、强化资源环境监测,强调农业资源区划工作要紧紧围绕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要求,以农业可持续发展为主线,遵循"农业资源监测评价—战略研究—区域规划—试点示范"工作路线和工作重点,以优化资源配置、促进资源永续利用、推动区域农业协调发展为基本途径,推动生态友好型农业发展,不断开创资源区划工作新局面。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小麦生产环境效率的影响路径研究基于并行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

[目的]近年来中国粮食生产带来的环境问题已经不容忽视,而计算环境效率可以直接反映粮食生产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认清粮食生产的环境代价,并促进中国粮食生产向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方法]文章以中国三大主粮之一小麦为例,基于1990—2018年15个小麦主产省区面板数据,采用SBMDEA方法测算了中国主产省小麦生产的环境效率,并进一步建立并行中介效应模型考察了劳动力转移对小麦生产环境效率的影响机制。[结果]中国小麦生产环境效率的平均值为0.649,可以看出目前中国小麦生产环境效率水平仍然较低,并且自2000年开始均呈现出递减的趋势,这说明小麦生产背后的生态成本也越来越高。[结论]农村劳动力转移虽然能够促进小麦规模化生产改善环境效率,但是总体影响仍为负向,而财政支农水平、有效灌溉率、机械化水平和小麦最低收购政策对生产环境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环境规制对不同规模生猪养殖的影响研究基于“减排”和“增效”双重视角的考察

[目的]为检验环境规制在生猪养殖产业中是否实现了"减排"和"增效"的双赢。[方法]文章通过计量实证方法对2004—2017年中国生猪养殖的环境效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度,并分别考察了环境规制对生猪养殖的环境效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在样本考察期内,小规模、中规模、大规模生猪养殖的环境效率均值依次为0.938、0.965和0.952,且3个规模生猪养殖环境效率在时间上均呈现上升趋势。同时,在此期间小规模、中规模、大规模生猪养殖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速度依次为1.6%、1.1%和1.7%,均实现了较快速度增长。在小规模和大规模生猪养殖中,环境规制对生猪养殖的环境效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在中规模生猪养殖中,环境规制对生猪养殖的环境效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没有产生影响。[结论]环境规制对生猪养殖的环境效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说明对生猪养殖而言,环境规制能够实现"降污"和"增效"的双赢,但这种现象更多的存在于小规模和大规模生猪养殖中。对于环境效率一直处在较高水平的中规模生猪养殖而言,环境规制对环境效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没有影响。     

环境规制对不同组织形式养殖户环境友好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肉鸭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处理行为

目的 畜禽养殖粪污是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一大难题,国家颁布了一系列相关政策促进养殖粪污资源化处理,从而实现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建设。方法 文章基于肉鸭养殖生产大省养殖户粪污处理行为的调查数据,建立多元无序Logit模型分析环境规制下不同组织形式养殖户进行粪污资源化处理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异质性。结果 （1）相比“随意丢弃”,养殖户通过“直接还田”方式处理肉鸭养殖废弃物比通过“沼气发酵”方式处理更能显著受到环境规制的影响,而且不同环境规制对养殖户粪污处理方式影响程度不同;（2）环境规制通过组合型规制因素对肉鸭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处理行为发挥约束作用,命令型规制、激励型规制、引导型规制都显著影响肉鸭养殖户将粪污“直接还田”的处理方式,而只有“引导型规制”对“沼气发酵”处理方式的养殖户有显著影响;（3）“激励型”与“引导型”环境规制对“紧密型”组织形式养殖户环境友好行为的影响较大,而“松散型”组织形式养殖户环境友好行为主要受到“命令型”环境规制的影响。结论 为促进养殖户积极主动进行粪污资源化处理,提高肉鸭养殖效率,地方政府应该更加注重引导型规制的职能发挥,通过技术推广和相关宣传与培训,提升养殖户环境友好行为认知,激励养殖户积极治理污染,实现肉鸭产业绿色发展。     

基于情景分析的烟草种植替代综合效应研究

[目的]烟草种植替代是从源头控制烟草消费的最有效措施,但在我国还未全面实施。文章分析研究不同情境下烟草种植替代可能产生的综合效应,以期推动我国烟草种植替代的实施。[方法]基于2018年湖北省利川市11种作物的成本收益、化肥使用量等数据,利用情景分析法,结合环境风险指数法和综合评价法对烟草种植替代可能产生的综合效应进行分析。[结果]（1）种植烟草高昂的人工成本使得其净利润为负,且在11种作物中最低,其现金收益仅高于粮食与油料作物,种植番茄或黄瓜的现金收益分别比烟草高7倍和6倍,烟草较高的价格可能是吸引农户种植的主要原因之一;（2）情景1种植烟草的氮肥使用环境风险较低,磷肥与钾肥使用的环境风险等级较高;情景2种植粮食作物可以减少化肥使用的环境风险,种植蔬菜等作物会增加化肥使用的环境风险;（3）在该文的3种情景中,粮食作物的固碳能力较强,经济作物的固碳能力较弱;种植烟草的固碳能力最弱,其综合效应仅优于油菜籽与烟草的组合,远低于种植蔬菜或烟草与蔬菜作物组合种植的综合效应。[结论]利川市可以选择番茄、黄瓜等蔬菜作物或是这些作物与烟草共同种植的方案来代替烟草种植,在履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同时能...     

从日本环境问题对策的变迁看我国的环境政策

环境问题可以区分为“公害型”环境问题与“扩展型”环境问题,文章在分析了日本在解决这些环境问题方面积累的经验和教训的同时,提出解决我国的环境问题,要完善我国的环境政策体系,加强环境执法检查和行政执法,建立绿色核算体系和制度,彻底确立“环境保护优先”的方针,大幅度地增加环境支出,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的对策建议。     

完善我国企业绿色监督体系的研究

为了实现循环经济,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加强环保监督显得尤为重要。目前我国环境保护现状十分严峻,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绿色贸易壁垒对绿色监督提出了新的挑战;虽然政府先后建立了三项环境经济政策,在学术界也形成与绿色监督相关的理论体系,但是绿色监督任务仍然任重道远。笔者提出通过建立并规范外部绿色监督体系,对企业进行强制、有效的环保监控,同时建立内部监督体系,使企业绿色监督由被动监督转变为主动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