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变化背景下气候变暖对中国农业生产的影响

全球变化背景下,气候变暖势必对我国农业生产要素、生产环境、农业生产活动及粮食安全产生重大影响。文章采用文献综述与比较研究的方法,系统分析气候变化对我国光资源、温度、水环境和土壤环境等农业生产要素的影响特征及变化趋势,探讨气候变化对我国作物种植区域和种植制度、农作物病虫害、农业生产能力、农业经济与管理等农业生产活动以及农田生态系统过程、农业生态环境(水环境、土壤环境、耕作环境)的实际影响。在此基础上,明确了我国农业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极端气候事件发生频率加大,自然灾害、气象灾害的风险提高,农业生产的波动性增强;农业病虫害的为害时间延长、危害程度加剧、为害范围增大;农业生态环境日趋恶化,农田土壤的干旱化、盐渍化程度加剧,农业生产能力下降;应对气候变化的农业发展策略及其关键技术亟需解决。     

气候变化对我国粮食生产系统影响的研究前沿

在全球气候变化,尤其是气候变暖和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增加背景下,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主要农区(东北、华北、长江中下游和华南地区)光温水热等气候资源条件时空分布格局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农田土壤有机质、土壤微生物以及土壤肥力也相应地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气候变化也导致我国粮食主产区极端气候事件频发,促进农业生物灾害与农业气象灾害形成与发展,进而对我国粮食生产方式、栽培管理、经营方式、种植制度、结构布局产生较大影响。该文分析研究了气候变化与我国粮食生产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揭示其内在的影响机理和适应机制,定量模拟气候变化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影响程度和适应能力,研究提出我国农业适应气候变化的技术措施。从国家需求和学术发展的角度深入分析了气候变化与我国粮食生产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提出了气候变化对我国粮食生产影响研究领域的许多有待解决的前沿性重大科学问题,阐明了气候变化对我国粮食生产的影响研究,已经成为我国气候变化研究的重点方向之一。     

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实现机制及其决定因素——基于家庭农场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目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是我国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高级形态,对农业现代化起关键作用。探究家庭农场对联合体的满意情况及其影响因素,对于联合体的持续稳定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方法]文章利用2020年对安徽合肥、亳州、六安和宿州等9个地市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调查数据,分析了安徽省各地区、各生产类型的家庭农场对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满意情况,并对满意度影响因素采用多分类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各地区的家庭农场对联合体的满意情况存在一定差异,但不同类型的家庭农场满意差距不大。家庭农场满意度受到结构因素的影响,其中种养规模、共同目标制定、沟通程度对满意度产生正向影响,而文化程度与机会主义行为对满意度产生了负向影响。过程因素中的合同履行与监督制度对满意度产生正向影响,结果因素中体现经济与社会效益的利润率增长和劳动力带动对满意度有正向影响。[结论]积极扩大家庭农场的生产规模、完善联合体的监督管理制度、加强利益联结等措施是实现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粮食主产区土地生态与粮食安全耦合协调性分析

目的 分析粮食主产区土地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耦合协调状况及时空演变,为提升粮食主产区土地生态与粮食安全协调发展水平及农业绿色发展提供决策参考。方法 文章以粮食主产区为研究对象,基于土地生态与粮食安全相关数据,构建土地生态安全与粮食安全的评价体系,采用熵权法、耦合协调模型和相对发展度模型定量分析了二者的综合评价值、耦合协调水平及耦合协调发展类型。结果 （1）2009—2018年粮食主产区土地生态安全与粮食安全耦合协调度从0.369增至0.433,呈“缓慢上升”态势,协调类型由轻度失调跃升至濒临失调,空间布局呈现“北高南低”的分布特征。（2）各省区耦合协调发展类型分为3类：低度磨合土地生态滞后、高度磨合同步发展及低度磨和粮食安全滞后。结论 针对土地生态与粮食安全的耦合协调发展类型采取差异化措施,实现粮食安全与土地生态安全协同发展。     

基于生态安全视角的耕地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研究以湖北省为例

目的 基于生态安全视角,通过建立耕地生态安全状况与地方土地财政的定量关系,解决耕地生态保护资金来源问题,建立地方政府耕地生态保护行为激励模式。方法 文章利用耕地投入—产出的能值理论,从“压力—状态—响应”方面选取17个指标建立耕地生态安全评价体系,评价2017年湖北省103个县（市、区）的耕地生态状况,构建计量模型揭示耕地生态安全与地区土地财政之间的关系,划分生态补偿区域并建立耕地生态转移支付模型。结果 湖北省耕地利用能值结构偏不合理,农业机械、农药和化肥等投入量较大,耕地的产出—投入比偏低;湖北省耕地生态安全状况水平偏低,大部分粮棉油基地多属于耕地安全临界区及安全敏感区,且耕地生态安全水平差异显著,生态安全值最低地区为江汉区（0.301 1）,最高为利川市（0.663 4）;通过新增建设用地建立两者之间的关系可得,耕地生态综合评分值每增长1个单位,新增建设用地对应减少2.809 hm²,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收入减少283.203万元。计算得耕地生态支付区达46个,其中江汉区支付额最高（15 859.368万元）,受偿区共22个,其中恩施市受偿额最高（7 645.695万元）,各县（市、区）的财政转移支付额度占其当年财政总收入的比例在0.120%~3.861%,具有可操作性。结论 为实现耕地高效持续利用、建立地区政府耕地生态保护激励机制、创新生态补偿资金来源提供新视角。     

基于水—能—粮关联关系的粮食主产区农业种植结构优化研究——以吉林省为例

[目的]通过调整农业种植结构,优化水资源、能源及土地资源配置,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要求下实现区域粮食生产目标。[方法]文章选取吉林省为研究区域,采用水足迹模型和能耗核算模型解析主要农作物的耗水及耗能特点,并以区域的经济和生态效益为目标,构建以土地资源、水资源、能源、粮食安全、农业政策作为约束条件的多目标规划模型对种植结构进行优化。[结果]（1）不同农作物的水足迹、能耗结构以及资源利用效率存在显著差异。（2）优化后的耕种总面积略有增加,玉米种植面积比例明显下降,小麦和烤烟种植面积比例基本稳定,其余作物种植面积比例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3）优化后各类效益均有明显提升,其中水足迹减少5.02%,能耗减少5.96%,生物质能增长26.14%,粮食产量增加5.27%,经济效益提高34.38%,生态效益提高18.69%。[结论]充分考虑农业种植中水、能源和粮食的关联关系以及内外部的多种约束条件,在保障各类作物的最低产量前提下,优先发展低耗水、低耗能、低污染、高收益的作物,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同时改善区域农业生产的经济收益和生态效益,实现区域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熵权TOPSIS模型的中国粮食安全评价研究

[目的]粮食安全事关经济健康发展、社会和谐稳定,是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对粮食安全发展水平进行评价研究是准确把握我国粮食安全发展现状、合理制定国家粮食安全相关政策措施的手段。[方法]随着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国家粮食安全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新的发展目标。文章以我国粮食安全在新发展阶段所呈现出来的内涵和目标为导向,从供给能力、供给结构、绿色发展、经济效益以及基础支撑五个方面出发,构建了包括25个具体评价指标的粮食安全评价体系,并建立熵权TOPSIS模型对我国粮食安全发展水平的演变和现状进行评价研究。[结果]进入21世纪,我国粮食安全水平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发展态势,且对绿色发展、经济效益和基础支撑的重视程度逐年提升;提升我国粮食安全水平受到资源状况、科技水平、供给结构等因素的制约。[结论]保障和提升我国粮食安全水平,需要重点从耕地资源保护和利用、粮食科技支撑、国内外市场与资源整合等方面发力。     

粮食生产对生态碳汇的影响研究

[目的]协同推进粮食安全与碳中和目标是当下中国的核心议题,但粮食生产对生态碳汇的影响尚不明确,文章尝试梳理粮食生产影响生态碳汇的作用机理,并实证甄别粮食生产影响生态碳汇的净效应。[方法]构建粮食生产影响生态碳汇的分析框架,利用2000—2017年中国县域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基准分析表明,粮食生产对生态碳汇总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复种指数的适度提升有助于发挥粮食生产的碳汇效应;相较于西部和东北地区,东部和中部地区粮食生产的碳汇效应更大。[结论]应重视粮食生产的碳汇属性,通过耕作制度调整等手段加强土壤保护,挖掘粮食生产的碳汇潜力;优化陆地绿色植被空间布局,降低农地、林地和草地等不同绿色植被碳汇的潜在冲突;基于区域差异,制定具有区域针对性的粮食安全与碳中和协同行动方案。     

反食物浪费政策的落地：国际经验与本土实践

[目的]粮食安全战略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粮食浪费是危害我国粮食安全的重要因素,为保障粮食安全,减少粮食浪费尤为重要。[方法]文章从法律法规、政策措施、运行机制三方面系统梳理了美国和法国减少食物浪费的经验做法。[结果]在法律法规方面,美国的法律法规强调引导激励作用;法国的法律法规双管齐下,兼顾引导激励和处罚遏制。在政策措施方面,美国构建了差异化食物回收等级体系、通过投资教育等方式助力反食物浪费;法国更注重发挥社会各界的力量,引导社会力量进行自我管理和反食物浪费。在运行机制方面,美国和法国均通过多部门协作、多领域减少食物浪费,但在非政府组织的参与程度上,美国非政府组织的参与程度明显高于法国。[结论]参考他国经验,基于本国国情,建议：制定法律政策的实施细则,兼顾引导激励和处罚遏制;建立多层次的食物回收等级体系,提升食物回收再利用的效率;加强各部门间的协作,在全过程形成反食物浪费的合力;号召社会各界踊跃参与,将反食物浪费化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     

山西省粮食生产时空变化及供求现状分析

目的 探析山西省粮食生产的时空变化及粮食供需结构现状。方法 文章选取2010—2019年山西省粮食生产和消费数据,借助ArcGIS10.2软件、EXCEL软件,采用重心研究模型和粮食安全贡献度模型,综合探析近年来山西省粮食供需变化及粮食安全现状。结果 （1）2001—2019年山西省粮食面积和产量整体稳中有增;种植结构以玉米、小麦为主,谷子、大豆、马铃薯为辅,以及高粱、燕麦、荞麦等小杂粮类;10年来,粮食生产变化表现为以增加玉米,减少小麦和杂粮生产为特点。（2）2010—2019年大豆、燕麦和小麦的产量重心表现为由西北向东南转移,其他种类均呈现由西南向东北方向转移;种植结构变化幅度由大到小依次为：马铃薯>荞麦>大豆>高粱>燕麦>玉米>谷子>小麦。（3）2011—2019年全省粮食产量稳定情况下,以2014年为转折点粮食需求量先降低再增加,调出量先增加再减少,至2018全省粮食调出量减少为负值;粮食需求结构中,口粮占53.65%,饲料用粮占比29.68%,工业用量仅占13.53%。运城市的粮食安全贡献度最大,其次为临汾市、忻州市、朔州市和晋中市较高,长治市、大同市、吕梁市和晋城市较低;太原市和阳泉市最低,为负值。结论 山西省粮食生产表现为总体平衡,种植优势由西南向东北方向转移的趋势,且各作物种植时空变化规律性不强;种植结构尚未形成区域特色产业,粮食需求量仍有逐年递增的趋势,粮食安全仍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