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居民城镇化如何影响家庭储蓄率

本文基于世代交叠模型，在理论上分析了农村居民城镇化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并运用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村居民城镇化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居民由农村户籍转为城镇户籍的户籍身份转换显著提升了家庭储蓄率水平。机制分析表明，户籍身份在转换提高家庭总收入的同时，并未提高常规型消费水平。原因是户籍身份转换家庭为追求相对社会地位而产生物质渴求动机，在面临流动性约束时推迟了当前消费，从而提高了家庭储蓄率。此外，户籍身份转换后子女教育等支出和收入不确定性引致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也是家庭高储蓄率的原因之一。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低收入、低财富、低户主年龄和高负债家庭而言，家庭成员发生户籍身份转换对其家庭储蓄率的影响更加显著。本文研究是对中国家庭高储蓄率之谜解释的有益补充，以期为制定扩大内需政策提供参考。     

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公司储蓄与中国经常账户调整--基于中国非金融上市企业的微观机制检验北大核心

储蓄-投资缺口收窄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经常账户规模显著缩小的原因之一。基于危机后中国企业杠杆率显著攀升与公司储蓄阶段式下降的事实,本文认为,此轮中国经常账户盈余缩减可能与非金融企业加杠杆驱动公司储蓄下降有关。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揭示非金融企业加杠杆通过降低公司储蓄进而驱动外部盈余减少的作用机制后,本文运用CSMAR数据库从微观层面验证了企业加杠杆驱动公司储蓄下降这一中间机制的存在,揭示了经常账户调整背后企业层面的异质性储蓄行为。实证结果发现,不同杠杆率指标对储蓄率下降的驱动效果存在差异,相对总量负债,流动负债增加对企业储蓄下降刺激更大;企业所有制类型、所属行业、地区差异也关乎企业加杠杆驱动储蓄率下降的作用效果。总体而言,本文从微观视角为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经常账户加速调整提供了新的实证证据。     

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约束与终期家庭储蓄率——机制分析与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两个农地产权抵押试点区的农户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验证了农地产权抵押约束对农户贷款终期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并比较了这种影响在农户间、农业生产类型间、区域间的组群差异。本文还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2SLS)剖析了农地产权抵押约束对农户贷款终期家庭储蓄率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农地产权抵押约束对融资农户贷款终期家庭储蓄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组群差异分析发现,农地产权抵押约束对户主年龄在40岁及以下、未受过教育、没有非农技能和位于非贫困县的农户贷款终期家庭储蓄率的抑制效应更为显著。研究还发现,农地产权抵押约束显著降低了农户家庭收入水平,但未对农户家庭消费水平产生显著影响。     

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融合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研究

面对日趋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我国亟需通过完善养老体系等举措来降低居民部门预防性储蓄，以提振居民部门的消费需求。伴随着社会养老方式对家庭养老方式的替代，部分研究认为，居民部门储蓄率将明显下降，消费率也将随之升高。当前国家政策和民意调查均表明，未来在我国，家庭养老方式不会被替代，家庭养老方式与社会养老方式可能长期互补并趋于融合，因此需要重新评估养老体系转型对储蓄率的影响。本文在经典的OLG模型中引入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两种养老方式并研究两种养老方式融合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完善社会养老体系有利于降低居民储蓄率，但长期看，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存在，其降低居民储蓄率的效果有限，而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融合，能更有效降低居民储蓄率。(2)上述结论背后的机制在于，伴随着两种养老方式融合，居民生育意愿增强，子女对父辈的代际转移支出可以长久维持，从而有利于降低居民储蓄率。(3)数值模拟和实证分析证实了以上结论。实证分析还发现，我国老年人数量越多的家庭，子女的生育率越高，这得益于老年人帮子女看护孩子而降低了子女养育孩子的时间成本，因而家庭养老方式回归更能有效降低储蓄率。由此认为，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     

中国农村家庭存在储蓄率生命周期之谜吗

中国城镇家庭储蓄率—年龄曲线呈现为U型，与生命周期假说及国际经验相反形成了储蓄率生命周期之谜。为了验证中国农村家庭是否与城镇家庭相似，本文采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基于APC模型对中国农村家庭储蓄率的生命周期模式进行识别，发现中国农村存在37～49岁的中年户主家庭储蓄率偏低的生命周期之谜。为了揭示其可能发生的作用机制，本文应用多重中介效应检验发现：(1)教育负担是造成中国农村中年户主家庭储蓄率偏低的首要原因；(2)控制教育负担的影响后，以交通通讯支出为代表的消费结构升级是拉低中年户主家庭储蓄率的另一主要原因；(3)社会成本支出显著地抑制了家庭储蓄率，但并不是形成中国农村家庭储蓄率生命周期之谜的根本原因。     

农业保险如何影响农户家庭储蓄率——基于五省两期调查数据

降低农户家庭储蓄率对于“全面促进农村消费”和加速国内大循环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山东、湖北、江西、四川以及云南五省2019—2020年两期入户调查数据，使用PSM-DID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农业保险对农户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得到如下研究结论：首先，参与农业保险可以显著降低农户储蓄率，且对于参保户来说，保障水平的提高对储蓄率也具有抑制作用；其次，农业保险可以通过提高农户消费、降低农户面临的客观不确定性、缓解农户对不确定性的主观担心从而降低农户储蓄率。同时，农业保险还通过“结果的示范效应”影响农户储蓄率，当参保结果产生“负向示范效应”时，农业保险对农户储蓄率不存在显著影响；最后，农业保险对高储蓄率农户影响更明显，对高兼业水平农户、高社会网络水平农户影响则较弱。     

人口结构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研究——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1990-2019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来反映居民储蓄率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之间的关系。最终发现:1990-2019年,在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呈现快速单调递增的前提下,少儿抚养比一直呈现下降的趋势,并最终稳定在一个较低的水平状态;老年抚养比则一直呈现较为缓慢的增长趋势;居民储蓄率呈现波动性上升的趋势,并最终稳定在一个较高水平区间呈现震荡上升的状态。基于此,本研究提出:需要积极转变人口思想——从人口数量转变到人口质量;需要注意到人口年龄结构和城镇化水平的变化对经济活动所造成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