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农业经营制度关键在于农地产权制度的改革

我国农业经营制度尚有诸多不完善之处，这不仅阻碍着农村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而且阻碍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我国农业经营制度不完善的根源在于农地产权制度的缺陷，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主要缺陷是集体所有权的模糊性和农户土地产权的残缺性。从总体上来说，完善农业经营制度的关键在于进行农地产权制度的改革。     

经济周期性波动与适度调节

改革以来,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变化特征说明了我国经济的稳定性与抗风险能力增强;经济波动的根源是生产与消费的矛盾,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经济运行就表现较大幅度的波动;市场条件与生产条件相背离是生产与消费矛盾激化的市场表现;生产条件短期是难以改变的,而市场条件的改变又是相对迅速的,宏观调控的重要作用就是要适时地调整并改变市场条件,使之与生产条件相适应;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调整应该适时适度,否则,反而会进一步加剧经济的较大幅度波动。     

中国农业土地经营的规模研究--小块农地经营的案例分析

本文采用施蒂格勒的生存检验法,研究了我国农业土地经营规模问题。从理论上和经验上得出如下结论:土地经营并没有确切的最优规模界限和最优生产模式,在不同的约束条件下,行为当事人将选择交易费用最低的经济组织形式。中国农民在可兼业的条件下,小规模的个体农户的经营方式是符合规模经济要求的。通过对我国农村要素市场的研究,验证了克莱因、克劳福德和阿尔钦假说,在农村劳动力价格上升和农用机械可以拆分、进行跨区作业的条件下,大的机械化农场就不是规模经济的必然要求,而强调走单纯的大机械化农场的农业发展道路的主张是错误的。     

中国法经济学论坛综述

2003年4月5～7日,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法学院和浙江大学经济学院联合在山东大学举办了“2003年度中国法经济学论坛”。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大学和山东大学等院校的100多位专家和研究生参加了     

1978～1982年农地制度变革中地方政府能力评估

通过对地方政府作为双重代理人能力的评估,详细阐述了地方政府在1978-1982年农地制度变迁中发挥的关键性作用,得出了地方政府"次级行动集团"地位的确立是由于地方政府代表地方利益与中央政府谈判的能力增强、地方政府代表中央政府执行中央政策的执行能力减弱的结论;解释了1956-1971年五次包产到户尝试失败的原因.     

农地转非自然增值公平分配论——兼评“涨价归私”论和“涨价归公”论

本文所称“农地转非”是指农用土地转变为非农建设用地;“自然增值”是指土地农转非后价格的自然而然的增长。由于目前我国仅仅通过政府征收的形式将农地转变为非农用地,因而产生了农地转非自然增值合理分配问题,即政府合理补偿问题。不过,本文的基本精神对于土地的市场交易也是适用的。而且,今后政府征地宜限制在“最狭义公益需要”的范围内。     

城市生态学视野下的动态适度人口规模——兼论上海人口发展的基本态势

提出城市适度人口规模不是一个静态的数值,而是动态的过程。不是一个先验的数值,而是系统决定的综合结果。建立了一个适度人口规模的概念性框架,即EFL模型,就是说合理和适度的人口规模是与之相联系的资源环境因素、功能和经济方式、空间区位状态共同决定的结果。生态系统的变动,综合决定了一定时期、一定标准下的城市人口适度规模,并决定了这一适度规模的变化趋势。基于这一思路,讨论了影响上海人口规模变动的积极因素和阻碍因素,从资源环境变化、城市功能变化和城市空间变化三个方面对上海适度人口规模的变动趋势作了基本判断,提出上海人口规模将出现先上升再下降的趋势。根据动态适度人口规模的观点,对城市人口综合调控和城市管理的有关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     

西部大开发进程中非农化发展的道路选择

文章对西部地区非农化发展的现状进行了分析 ,认为西部地区非农化滞后的主要原因是西部地区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水平低 ,关键是西部地区农业人口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提出在西部大开发中非农化的道路选择是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农民知识化以及剩余劳动力的外流化。     

我国国债需求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根据年度数据建立我国国债发行规模的长期均衡和动态调整模型,对我国国债发行规模与相应经济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我国国债需求量是由财政赤字、国债还本付息额两个因素所决定,我国国债实际发行量向需求量进行调整的速度为0.75,即国债需求量与年初发行量之间的缺口有75%的部分在年度内得到调整。说明我国国债还有一定的发行空间以满足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     

欧元体系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性分析

欧元区集中统一的货币政策和权力分散的财政政策 ,已有 4年多的实践历程 ,实践表明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性较差 ,欧盟的机构设置与政策结构的设计的确存在缺陷 ,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缓解内部冲击与价格稳定首要目标已处于两难境地。实现统一的“大财政”,通过财政转移 ,重新配置资源 ,以帮助成员国吸收不对称冲击的影响 ,是提高欧元体系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性措施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