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产法》定调准确

既然是“破产制度”,应该建立在“产权制度”之后,“破产”应该破的本为产权,而相关《物权法》也是有待建设中的状态。另外涉及到国有企业,产权都是国家所有,破产破给谁呢?     

长江广场挥泪退出 外来商业再吃败仗 武汉是外来百货的百慕大？

不久前，新加坡在华投资的唯一一家百货业——武汉市长江广场购物中心正式关门歇业。这是继港资的佳丽广场、天合百货，北京投资的汇商，上海投资的上海商城和台资的民意广场之后，又一家与本埠四大商业集团(武商、中商，中百和汉商)竞争中败北的大型商场。对外来商业企业来说，武汉庞大的消费群体就像海市蜃楼一样可望而不可及。     

从UCP600看信用证制度的发展

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Uniform Customs and Practice for Documentary Credits,简称UCP),是国际商会于1933年制定的国际惯例.1994年1月1日开始适用的UCP500即将退出历史舞台,UCP600将于2007年7月1日正式生效.     

力破“鹰联们”融资困局

现在,我们不禁开始为民营航空公司这条鲇鱼的命运担心:会不会搅局不成反成牺牲者。如果民营航空不能破解资金问题,少则三年,多则五年就会有多人退出市场。     

黄宏生的战略之伤

黄氏兄弟从公司管理层中退出已成定局。近日,关于黄宏生辞职的声音甚嚣尘上。 2004年12月14日,创维公司数位高层齐赴香港,创维方面向记者表示,此行旨在请求创维复牌,而对于黄宏生是否从管理层中退出,虽然创维方面表示在正式公告前对此     

“债转股”退出通道设计

一、"债转股"退出的必要性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明确规定,公司进行债权转股权,并对企业阶段性持股,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简称AMC)的性质和职能也决定了债转股后,AMC要将对企业的股权逐步退出.债权转股权只是起点,股权变现,收回投资,盘活不良资产才是目的.债转股可以使国有企业降低负债率,使国有银行卸下不良资产包袱,化解潜在的金融风险,但是AMC从国有银行手中收购不良资产转变为对企业的股权后,风险并没有立即消失,只是进行了调整转移,转移到AMC,因此,债转股并不在于AMC完成了多少数量的债转股,实现了多少家签约债转股企业,而是要在完成债转股签约工作后,积极建立退出机制探寻退出通道,最终通过债转股,盘活不良资产,促进金融体制改革,推动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从上市公司的破产退出谈我国破产界限的立法修正

迄今为止,我国境内上市公司数量已逾两千家.随着市场规模的逐步扩大,亏损上市公司数量也在不断增加.由于我国证券市场长期以来存在着上市公司只能生不能死的现象,缺乏真正的退出机制,使得市场中的"庄家"没有后顾之忧,可以不管上市公司基本面的好坏,毫无顾忌的拉抬或操纵股票价格,使得众多的ST、PT公司尽管自身业绩极差,却往往受到市场的追捧,而一些业绩好,成长性好的上市公司却难以得到投资者的青睐.这种现象不仅增加了市场的风险,而且扭曲了投资理念,不利于证券市场发挥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不利于证券市场的规范发展.因此,只有真正建立起上市公司的退出机制,使上市公司能上能下,才能促使上市公司持续提高经营业绩,推动我国证券市场的规范发展.     

我国创业投资的回报率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1999年到2003年间我国56个本土创业投资退出项目的数据,本文对我国创业投资退出项目的投资回报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国有创业投资机构退出项目的平均投资回报率显著低于非国有创业投资机构;(2)创业投资机构的资本规模与回报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3)上海、深圳两地创业投资机构退出项目的回报率显著高于其他地区;(4)本土创业投资机构的从业时间、投资规模、投资周期、退出方式均与回报率没有显著相关关系。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会计信息失真问题的比较研究

本文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在分析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产权组织特征的基础上，探讨了这两种企业会计信息失真的成因及治理对策。信息提供者的利益驱动和真实会计信息需求者的缺失是国有企业会计信息失真的根本动因，而民营企业会计信息失真的主要原因是信息供需主体的经济利益冲突以及低廉的会计作假成本。治理国有企业会计信息失真问题主要应从解决产权制度缺陷入手，而加强审计监督、加大会计作假成本以及建立会计人员的准入退出制度是治理民企会计信息失真问题的主要对策。     

小股东退出机制的设计

公司制是人类对企业组织形式的一项重大发明。自从有了公司，就存在股权结构、股份比例和小股东。资本多数原则无疑确立了大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的控制地位。无论英美法系的一元治理模式，还是大陆法系的二元治理模式，都不可否认地支持并应用大股东控制权概念。然而，控制权又常常使大股东因利益驱动等原因出现管理失效、利益流失、内部人控制、投资决策失误等“病症”，甚至出现违规担保、大股东占用资金、关联交易、以股抵债等恶意侵害小股东利益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