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反垄断法》中“其他垄断行为”的认定

我国反垄断行政执法与民事诉讼并行的二元实施体制，可能引发对《反垄断法》兜底条款中“其他垄断行为”认定的分歧。“其他垄断行为”的典型样态有排他性合作协议、忠诚折扣、平台自我优待、平台最惠待遇条款，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和人民法院均有权对其进行认定。“其他垄断行为”的认定，应坚持个案分析，以排除、限制竞争为标准，并由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和民事诉讼原告承担证明责任。在涉及“其他垄断行为”认定的后继诉讼中，人民法院一般应尊重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行政处理决定；在单独诉讼中，人民法院可因反垄断行政执法程序的启动而中止诉讼或在行政执法程序未启动时移送涉嫌违法行为的线索。     

磋商过程为何不宜再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自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以来,我国已基本建立起较为完整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体系,构建了以磋商、民事诉讼、公益诉讼为主的制度框架,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在实践当中磋商与环境公益诉讼等也不可避免存在一些衔接的问题,本文旨在对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电力企业何以实现依法治企——以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2021年民事裁判文书为样本

电力公司何以实现依法治企？涉诉案件有何独特之处？如何增强电力公司运用司法手段维护自身之合法权益的能力？对电力公司涉诉案件进行类型化分析是破解之道。以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2021年民事诉讼案件为样本，剖析电力公司常见涉诉案件类型与特点，并提出改进建议，助力电力公司依法合规建设。     

审计工作底稿的证据作用

可作为诉讼证据的审计工作底稿所包含的法律意义；在民事诉讼中，注册会计师如何运用审计工作底稿进行举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