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法治保障

乡村振兴战略是当前一段时间我国农村农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引,而《民法典》的出台必将有力地促进乡村振兴总体布局的落实。民法的平等理念对促进城乡二元体制的解体和新的城乡融合关系具有指导作用,有利于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机制的束缚,实现城乡资源的平等交易和共同发展。《民法典》有助于促成乡村自治、法治、德治的有机融合,推动乡村政治文明建设。《民法典》通过规定公民个人的民事权利和义务,重塑新型农民的精神风貌和灵魂。《民法典》通过规范家庭、邻里、社区等的关系,促进乡风文明建设。《民法典》通过在物权、侵权、合同、人格各编的具体规则,有利于促进乡村物质文明建设。     

关于《政府采购法》与《民法典》相互配合的建议

2020年12月18日,由财政部国库司主办、中央财经大学PPP治理研究院/公共采购研究所协办的政府采购制度改革专家座谈会在京召开。本文为专家在座谈会上的发言,文章探讨了《政府采购法》与《民法典》之间的相互适应和各自的功能与配合的问题,由此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第一章总则和第六章政府采购合同的相关条文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     

《民法典》抵押物转让新规对银行的影响

随着1998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的发布,房地产市场化在我国开始全面启动,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金融机构通过发放房地产贷款助推了这一进程。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2020年年底,人民币房地产贷款余额49.58万亿元,占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172.75万亿元的28.7%。     

民法典视角下新收入准则之识别合同实务处理

2021年1月1日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全面实施新收入准则,新收入准则下,按照五步法模型,第一步就是识别与客户订立的合同.实务中,经常会遇到合同签订时间滞后以及获取了中标通知书便提供服务等情形.对于这类实务问题,本文拟结合民法典合同编相关规定,引入"合同履行治愈规则"以及"中标通知书的效力"对新收入准则中识别...     

我国《民法典（草案）》中附随义务体系之重构——以中、德附随义务学说溯源为视角

《民法典（草案）》合同编面临如何解释及定位附随义务的问题。基于现有立法与审判实践不一致的问题,急待厘清该义务与给付义务、债务人过错及合同外行为义务间的关系。有学者呼吁采纳德国保护义务理论,但须深入理解中、德对应学说的联系与区别。德国法上的附随义务理论脱胎于积极违约,成熟于保护义务理论,出现了义务独立化、归责标准客观化和责任性质法定化的倾向。而中国法上的附随义务为域外学说与本国立法的结合产物,存在学说概念与立法文义背离,过错原则难以统一及缔约与履约阶段责任割裂等问题。我国不妨在解释论层面抛弃附随义务概念,代以广义的未约定义务,从而构建更宽泛的契约义务,避免一刀切的归责原则以及减少契约与侵权间的二元对立。     

浅析国外商法典的制定对我国的启示

<正>商法作为与民法、经济法相并列的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地位日益突出,且成为我国法律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如今法典化进程被认为是中国走向法治化道路的必然选择的思潮下,考察法典化的商法和我国当前的商事立法实践,能够帮助我们摆脱认识上的局限,对我国的商事立法采取更为务实的路径选择。一、各国商法典的历史变迁商业的发展,商事法律关系的逐渐形成是形成民商分立的     

中国民法的发展进程

<正>中国民法发展的历史进程,是私法自治理念实践的反映。私法自治的空间越大,民法也就越发达,这正是私法自治基石作用的写照。(一)传统中国:没有自治,安来民法?中国古代没有独立、专门的民法典,①民事法律关系主要集中在婚姻、继承等方面,与商业有关的民事法律关系则规定很少或几无规定。在民事法律关系中主体往往是家长,如在婚姻关系方面,婚姻是"合二姓之好",本身就是两个家庭而不是     

经济性居住权及其立法研究

源于罗马法的居住权以人役性为固有属性,在现代各国民法典继承过程中逐渐被赋予经济属性。经济性居住权在我国具有现实依据,是现代社会对居住权提出的新时代要求。经济性居住权发展自人役性居住权,二者在产生基础、特征及作用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我国居住权立法应以经济性居住权的价值作为发展与完善的方向,以融合居住权的时代趋势。     

《民法典》时代“住改商”法律问题的提出与思考

《民法典》第二百七十九条对《物权法》第七十七条进行了修改,明确规定“住改商”行为“应当经有利害关系业主一致同意”,明确了“住改商”中有利害关系业主的意见应当适用“一票否决制”,但是有利害关系业主的范围到底如何界定,以及“一票否决制”的可行性如何,还是值得我们思考。本文将“住改商”概念界定、利害分析、利害关系业主的认定、同意规则等一一进行阐述分析,提出将“住改商”类型分类、与“多数决”表决方式相结合、明确“住改商”行为的同意规则、培育多元化的利益平衡机制和争议解决机制等建议,完善我国“住改商”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