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贫困农户生计能力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以重庆市16个区县为例

[目的]通过分析区域贫困农户生计能力与生态环境间的关系,拓宽贫困与生态环境关系研究的视角与方法,为研究区扶贫和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制定提供决策参考。[方法]基于重庆市16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区县贫困农户调查数据,采用综合评价法从县域尺度上评价区域贫困农户生计能力,借助象限图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划分区域贫困农户生计能力与生态环境水平关系类型。[结果]研究区共有13个区县贫困农户的分项生计资源表现为缺乏状态,其中5个区县表现出多项生计资源缺乏的状态,评价结果可为今后的贫困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补短板"提供导向依据; 16个区县耦合协调度整体水平较高,属于中度协调类型,但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各区县耦合协调度大致呈左偏态分布;仅3个区县的相互关系为协调发展类,其余13个为过渡类和失调衰退类,多数区县当前在处理贫困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方面暂无有效的双赢模式。[结论]根据贫困农户生计能力与生态环境关系的空间分异特点,在今后的扶贫工作中制定差异化的政策和措施予以提升两者协同关系。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适应性研究*——以陕南移民搬迁为例

[目的]探究秦巴山集中连片特困区域搬迁农户生计适应能力及其对生计适应策略的影响,为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制定及农户生计适应性研究提供决策参考。[方法]文章基于Pandey等(2011)提出的适应能力评估框架,采用2015年底抽样调查的600多份农户问卷数据,构建农户生计对易地扶贫搬迁的生计适应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估模型,并选择多分类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搬迁农户适应能力对其生计适应策略的影响。[结果]不同适应性水平搬迁户之间的特征存在明显差异,人均耕地面积、住房面积、物质资产、人均纯收入、生计多样化指数、对他人信任度和对政策了解程度等农户生计适应能力指标均是影响农户生计适应策略选择的重要因素。[结论]生计资源致使农户生计适应能力表现各异,进而影响农户选择不同的适应策略。农户提升物质资产水平、积累金融储蓄能力、增强农户社会资本和网络,均有利于提升搬迁农户的生计适应能力,促进农户生计可持续。     

西北地区小城镇居民生计脆弱性及其影响因子

[目的]基于脆弱性研究框架,通过对西北地区典型城镇居民生计进行实证研究,以期为提升城镇居民生计水平,促进城镇地区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选取西北地区6个小城镇中708户居民为研究对象,以社会经济统计数据、气象数据、遥感影像数据和社会调查数据为基础,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和脆弱性评估框架,运用多指标综合评价和障碍度模型,对2016年西北地区城镇居民生计脆弱性指数进行评估,并对影响居民生计脆弱性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识别。[结果]小城镇居民的生计脆弱性指数存在明显的差异性,纯农型居民最高,农业主导型居民次之,继而为非农主导型居民,非农型居民最低。整体上,生计脆弱性越高的居民类型,其暴露—敏感性就会越高而应对能力相对较低。[结论]人均收入对居民生计脆弱性影响程度均处于较高水平,每667m~2平均经济产值是限制纯农型和农业主导型居民生计脆弱性降低的主要因素,人均收入和非农就业比重对非农型和非农主导型居民生计脆弱性有较显著的影响。     

农地整治区农户生计脆弱性指数评估研究*——基于湖北荆门和宜昌的实证研究

[目的]农地整治能通过多种有效途径改善农户的生计资本。以农地整治的角度切入来研究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变化规律,探究农地整治对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为探索改善农户生计的可持续性提供理论借鉴。[方法]以农地整治对生计资本的直接改善为出发点,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根据IPCC关于脆弱性的解释,建立农地整治区农户生计脆弱性评估框架体系,其主要涵盖农户面临的自然风险、生计资本以及适应策略3方面,通过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基于湖北省荆门、宜昌两地区的394户农户调查问卷,运用生计脆弱性评估框架计算得到农地整治前后农户生计脆弱性指数,同时,针对荆门、宜昌两地区分别进行评估研究。[结果](1)农地整治前后农户生计脆弱性指数分别为-0.223和-0.423,在整治之后农户生计脆弱性显著降低。(2)生计脆弱性指数变化的影响因素存在地区性差异。荆门地区整治前后的生计脆弱性指数变化依次受旱地情况、耕地灌溉情况、村庄绿化设施、农田水利设施的变化量等因素的影响;宜昌地区整治前后生计脆弱性指数变化依次受农田水利设施、村庄道路通达、村庄绿化设施、田间道路、耕地灌溉情况、水田情况、旱地情况的变化量等因素的影响。[结论]为提高农户福利水平,降低其生计脆弱性,建议农地整治的规划与实施要进一步关注农户生计问题,特别重视相关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改善,同时不同实施地区要从贡献因素排序出发,实现提高农户生计脆弱性改善的目的。     

田园综合体建设对农户生计恢复力的影响*——以重庆市忠县为例

［目的］田园综合体作为探索城乡一体化及乡村新型发展的新模式,从生计恢复力视角探讨田园综合体政策实施背景下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文章基于生计恢复力理论框架,构建农户生计恢复力指标体系,研究利用实地抽样调查的413份农户家庭数据,采用熵值法对各指标权重进行测算,进而量化分析忠县“三峡橘乡”田园综合体实施区新立镇与未实施区拔山镇农户生计恢复力值。同时对比分析了两地农户生计恢复力值及各维度指标值差异; 并利用障碍度模型对影响生计恢复力的障碍因子进行识别。［结果］（1）研究区农户生计恢复力水平整体偏低,两镇农户生计恢复力水平差距较小,但实施区新立镇农户生计恢复力水平内部差异较大。（2）田园综合体政策实施对提升农户的缓冲能力和学习能力有显著效果,但在自组织能力提升上暂未发现明显改善。（3）在影响两镇农户生计恢复力的因子中,农户社会参与及学习机制存在较大障碍,区域间未见显著差异。［结论］田园综合体政策实施有助于提升农户生计恢复力水平,但农户在社会参与及学习层面仍有较大不足,建议在地区建设中应加大对农户无形资产的投入,关注农户自组织能力的提升。     

改进可持续生计框架下易地扶贫搬迁前后农户生计对比分析以贵州省贞丰县者相镇安置点为例

[目的]基于改进可持续生计框架,对比分析搬迁前后农户生计现状,厘清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对推动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提出提升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资本量和生计资本稳定性的建议。[方法]文章引入主观满意度对可持续生计框架进行改进,建立适宜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可持续生计评价的指标体系,探究者相镇安置点农户搬迁前后的生计资本持有量变化,并对其生计可持续性及生计资本对生计稳定性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1）者相镇安置点易地扶贫搬迁农户搬迁后生计资本综合值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物质资本和满意度明显提升,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下降;（2）者相镇安置点农户搬迁后生计稳定性总体呈下降趋势,但随搬迁年限的增加而提高,生计多样性和收入多样性降低,非农业生计多样性提升;（3）搬迁后农户生计耦合度提升4.059 6%,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耦合协调度由低度耦合提升至中度耦合。[结论]者相镇安置点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水平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各类生计资本指标差异明显,推动搬迁农户生计资本的均衡发展和提高收入多样性,可帮助搬迁农户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牧民参与草原社区治理决策意愿及影响因素基于内蒙古406户牧民的两阶段实证

[目的]文章通过构建牧民参与草原社区治理的"改变—参与"两阶段决策分析框架,基于内蒙古406户牧民的调研数据,实证探究两阶段决策意愿及影响因素,以期为牧区试点和实践草原社区治理提供有益的理论参考。[方法]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和Prob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牧民参与草原社区治理的决策意愿总体较高,78.32%的牧民在第一阶段愿意改变现有草原治理模式,91.16%的牧民在第二阶段愿意参与草原社区治理;牧民改变现有草原治理模式意愿受年龄、经营草场面积的负向影响,受减畜意愿、草原植被认知、草场生态压力认知、社会网络和协作治理认同的正向影响;牧民参与草原社区治理意愿与年龄、经营草场面积和养殖规模的负相关,与减畜意愿、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规范、草场生态压力认知和协作治理认同的正相关。[结论]开展草原社区治理试点或实践牧区已具备较好的群众基础,牧民参与草原社区治理两阶段决策意愿均受多种因素影响,且两者间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     

扶贫效果、农户特征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

目的 2020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此背景下研究扶贫效果、农户特征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的主要目的：一是脱贫攻坚战能否让部分农户更有意愿选择以务农为主的生计策略;二是发现具备不同特征的农户会做出何种生计策略的选择,为后续贫困治理提供决策支撑。方法 文章首先基于以人为本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构建扶贫效果评价体系,综合运用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计算扶贫效果的分值;其次,运用Logit模型研究扶贫效果、农户特征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结果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扶贫效果提高1%,选择以务农为主的生计策略的概率提高27.47%;增加0.067hm²（1亩）土地,选择以务农为主的生计策略的概率提高4.5%;具备进城务工技能的农户选择以务农为主要生计策略的概率比不具备进城务工技能的农户低58%;增加1个劳动力,选择以务农为主的生计策略的概率降低36%。还发现相对于传统种养（植）殖业和乡村旅游业,现代特色种养（植）殖业更吸引农户选择以务农为主的生计策略。基于稳健性考虑,采用bootstrap方法扩大样本量和加入冲击变量对Logit模型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测试,结果基本一致。结论 扶贫效果和土地规模、外出务工技能、劳动力数量等农户特征显著影响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 性别、年龄、社会关系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不显著。     

强震后农户生活恢复力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强震后农村家庭的恢复重建过程是地震高发地区自然灾害救助工作的一项不可或缺的内容,分析强震后不同类型农户家庭生活的恢复情况,对指导灾后开展恢复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文章以2013年岷县漳县6.6级地震为例,以震中烈度为Ⅷ度的5个乡镇为调查区域,通过入户调查问卷、家庭恢复率及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方法,对震后农户的生活恢复力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 （1）家庭受损程度越轻强震后恢复时间越短,其中中损和重损家庭分别在恢复后期的38周和53周时恢复至稳定状态;（2）生计多样化农户家庭的恢复力明显高于单一化生计方式,其中中损和重损家庭中恢复率最高、恢复时间最短的分别为农兼户（98%,37周）和非农户家庭（98%,45周）;（3）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是影响震后农户家庭缩短恢复周期、提高恢复率的显著正相关因素。结论 研究结果可为灾害高发区制定科学合理的灾后恢复重建政策提供借鉴和参考。     

基于牧民视角的草原生态保护政策实施效果评价研究——以新疆新源县为例

[目的]新疆草地生态的研究极具代表性,以层次分析法评价新疆新源县现行草原生态保护政策实施效果,能客观反映政策的实施所带来的影响。[方法]以新疆新源县为例,根据具体政策实施的内容结合草原生态保护建设的特点,构建基于牧民为视角的政策实施效果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对建立的草原生态保护政策指标指定权值,通过对新源县牧区的牧民进行调研并梳理数据和分析,客观的综合评价该地区草原生态保护政策的实施效果。[结果]生态奖补政策实施效果评价指数为0.613 0,处于第4等级,说明该政策实施效果良好;草原改良工程实施效果为0.584 3,处于第3等级,说明政策实施效果一般;两大政策综合评价指数为0.565 5,处于第3等级,说明牧民对该地区的政策实施效果整体满意度为一般。需要当地政府完善生态保护政策的实施方法、改善和加大牧区生产条件和扶持力度、并有效解决牧民生计与草原生态保护过程中的矛盾,只有改善牧区生态和社会条件才能取得牧民对该政策的支持,促进草原生态与畜牧业良性发展。[结论]从牧民角度出发进行评价较为客观,该评价方法公正地评价了新源县草原生态保护政策的实施效果;运用层次分析法对新源县草原生态保护政策政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价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