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视阈下农户土地多功能利用对旅游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 ——来自长沙市城郊乡村旅游地的实证分析

研究目的：实证研究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户土地多功能利用对旅游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机理，为新阶段乡村旅游、土地利用及农户生计互动关系和协同机制研究提供参考。研究方法：以长沙市城郊乡村旅游地354户农户调查问卷为数据，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熵权法、logistic回归模型等方法。研究结果：（1）不同类型农户土地多功能利用水平具有显著差异，旅专型农户土地利用的社会功能水平最高；（2）农户土地多功能利用对不同生计策略选择具有显著影响且存在差异性，其中就业支持功能和社会保障功能对旅专型具有正向影响；（3）在非旅型农户向旅游型转化中，社会功能是正向影响因素，经济功能和生态功能是负向影响因素。研究结论：土地多功能利用是农户生计转型的重要动力，识别不同土地利用功能差异并实施有效引导管控，有助于推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探索乡村振兴实现路径。     

小农的韧性：个体、社会与国家交织的建构性特征——云南省勐腊县河边村疫情下的生计

本文以云南省贫困村庄河边村为例,通过对河边村脱贫历程以及疫情背景下生计转型的案例呈现,从收入和消费的视角展现风险冲击下小农的生活和生计景观。在疫情的冲击下,河边村脱贫过程中形成的新业态受到巨大打击,但是农户以"再农化"和多元生计的弹性策略应对所遇到的风险,实现了疫情之下基本生活的稳定。处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小农韧性的形成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而是在特定政治经济条件下所形成的某种状态。小农的韧性体现在小农的行为上,有着鲜明的农本主义色彩,但是这一特性却不是小农固有的,而是小农与国家和社会共同互动建构出的一个特定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状态,小农的韧性不可能脱离个体、国家和社会不同方面的有机协同。     

生计资本对农民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

“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焦点是农民生计问题。农民生计资本是影响其生计策略选择的重要因素，对两者之间关系的探讨有助于更好地解决农民的生计问题。以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为基础，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7年的数据，获取3213个有效样本，构建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分析生计资本对农民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及影响的地区差异性。研究发现：①物质资本（家用汽车）、人力资本（受教育程度、身体健康状况）、金融资本（家庭经济状况、商业医疗保险）对农民选择非农为主型生计策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社会资本（社会交往、政治参与）则呈现显著负向作用。②社会资本（社会信任、政治参与）对农民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在4个地区之间无明显差异，而其余3类资本在不同地区间影响差异大。基于此，从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资、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构建现代化金融体系方面提出解决农民可持续生计的对策建议。     

生态脆弱区乡村建设水平对农户生计恢复力的影响——以黄土高原佳县为例

以黄土高原佳县乡村和农户为研究对象，基于乡村建设理论和生计恢复力理论框架，定量刻画61个村域单元1990—2020年乡村建设水平变化对农户家庭生计恢复力的影响，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识别并分析关键乡村建设要素及其空间效应差异。结果表明：(1)1990年以来乡村建设水平由较低提升至较高等级，农户生计恢复力由弱增强至中等级，县域空间格局基本一致，呈“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特征。(2)农户生计恢复力与其所处村庄的乡村建设水平具有较强的关联性，乡村建设要素中道路交通条件、基层治理能力、集贸市场建设和中小学校布局对生计恢复力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3)各要素的强作用区域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应分区分类提升乡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基层治理水平以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和农户生计可持续。     

农民合作社参与行为能否提高农户生计韧性?——基于四川涉藏地区的样本

提高农户生计韧性是巩固拓展脱贫成果、阻断规模性返贫的必然要求。农民合作社作为现代农业经营主体,以其持续壮大的发展规模及其多样化的组织形式,对于提升农户生计能力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文章基于四川涉藏地区的调研样本,采用“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学习能力”的生计恢复分析框架来测度生计韧性,运用logit、多项logit和倾向得分匹配的方法,分别检验了农户参与合作社意愿的影响因素、农民合作社参与行为对农户生计韧性提升的影响以及参与不同类型合作社对农户生计韧性提升的异质性影响等。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参与合作社行为受户主性别和年龄、家庭常住人口数、合作社类型和合作社销售渠道等因素共同影响;参与合作社行为能够有效提升农户生计韧性,且农户自发组织型合作社对农户生计韧性的提升效果优于企业组织型合作社以及政府(村党支部)组织型合作社。基于农民合作社在提升农户生计韧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一研究结论,文中提出必须大力培育并有序引导农民合作社的发展,加大宣传力度,激发农民参与合作社的意愿,并以政策为导向,建立合作社与农户之间的利益分享机制,以全面保障农户生计韧性持续提升。     

脱贫地区农户生计转型是否具有生态环境溢出效应?——基于碳排放视角的微观验证

研判农户生计转型的生态环境溢出效应对于脱贫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价值。对此,基于碳排放视角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从总效应看,脱贫地区农户商品化转型、机械化转型对生态环境产生了溢出效应,且是负的外部效应,而组织化转型则是正外部效应。从三类转型系数比较看,组织化转型带来的正外部效应还不足以完全抵消其他两类转型带来的负外部效应。第二,从异质性效应看,组织化转型是改善生态环境的有效方式。同时,生计转型过程中养殖业生态环境溢出效应更明显。此外,生计转型过程中家庭收入和碳排放之间可能存在倒U型关系,因此需重点关注低收入农户生态环境行为。第三,从调节效应看,组织化主要通过规模化生产发挥了作用,因此在脱贫地区构建环境友好的生计类型,需重点强化农户组织化程度,发挥规模化生产环保作用。该分析意味着降低生计转型的负外部效应,不仅是技术性问题,更是生产经营模式和政策引导问题,重点是在提高组织化生产方面发力,可行路径是发挥好农业财政的环保功能,强化定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