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发展水平和协调度的乡村振兴格局与分区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目的 乡村振兴战略是国家破解“三农”问题的系统部署,是激发乡村发展活力、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构建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对乡村振兴状况进行评价,是保证乡村振兴战略顺利推进的重要前提,也是当前研究热点,可为发达地区乡村振兴评价和针对性措施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丰富乡村振兴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思路。理论上可为衡量乡村振兴发展状况和制定区域发展政策提供参考,实践中可为江苏省乡村振兴实现进一步的突破提供科学指导。方法 文章以经济发达的江苏省为例,基于“指标体系—空间格局—空间分类”的研究主线,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5个领域建立指标体系,借助熵值法、空间自相关、协调度模型对乡村发展水平和协调度进行评价,并开展乡村振兴的格局解析与分区研究。结果 江苏省乡村发展水平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呈明显正相关,表现为 “苏南最高、苏中居中、苏北最低”的空间格局;江苏省乡村振兴协调度存在明显差异,呈现“中部最高、南部居中、北部最低”的分布特征;综合发展水平与协调度,将研究区乡村发展分为重点突破型、全面推进型、协调发展型、优化提升型。结论 结合江苏省实际情况、现有研究成果探索了乡村振兴的发展方向,并针对不同类型地区提出相应的振兴策略。     

小农户参与现代农业行为的影响因素——基于甘肃348户农户调查分析

目的 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方法 文章基于解构计划行为理论,利用甘肃省348户农户调查数据,采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小农户参与现代农业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 （1）小农户参与现代农业行为意愿模型中,农户家庭禀赋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行为态度、感知行为控制次之,交易费用和主观规范的影响力最小。（2）小农户参与现代农业的意愿显著正向影响参与行为。（3）感知绩效对小农户行为态度的影响强于感知风险;小农户对同伴的信任度明显高于对上级政府和村集体的信任度;缔约条件对小农户参与意愿的影响更有效,农户较为重视进入门槛高低;劳动力数量、农户受教育水平以及对收购产品中介的熟悉程度对小农户行为意愿均具有重要影响。（4）多群组分析得出不同类型小农户参与现代农业意愿与行为的影响因素存在显著差异;家庭禀赋对自给型、兼业型和退出型农户的参与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发展型农户参与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等变量对不同类型小农户参与意愿与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这些变量在不同类型农户参与现代农业意愿与行为路径中具有调节效应。结论 要加强现代农业宣传力度,改善农户行为态度;积极营造社会氛围,发挥周围人群的示范效应;提供技术、资金以及市场信息支持,增强农户对现代农业的掌控力;大力培育和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设计差异化的政策支持体系。     

安徽省乡村人居环境评价及空间格局分析

目的 基于“三生”空间视角评价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水平并分析其空间格局特征,对制定差异化的乡村发展定位及实现乡村人居环境优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方法 文章构建安徽省乡村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从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三大维度系统评价安徽省乡村人居环境,并基于全局Moran''s I 指数分析其乡村人居环境的空间格局特征。结果 （1）建模评价发现,2018年安徽省乡村人居环境整体水平空间分布高值区主要集中在皖中、皖南地区,低值区主要集中在皖北地区。其中,乡村生产发展水平空间分布高值区主要集中在合肥、马鞍山、滁州,低值区主要集中在淮北、阜阳、亳州、六安、安庆;乡村生活保障水平空间分布高值区主要集中在“合芜马”皖江经济带,低值区主要集中在阜阳、六安;乡村生态环境水平的空间分布高值区主要集中在黄山、宣城及“合芜马”,低值区主要集中在六安、阜阳、宿州。（2）空间格局分析发现,乡村人均环境水平的全局Moran''s I为0.462 5。其中,合肥、马鞍山、芜湖为高水平聚类区（HH）,阜阳、亳州、淮北、宿州为低水平聚类区（LL）。结论 （1）2018年安徽省乡村人居环境水平存在较大空间分异,呈现“中部与南部偏高、北部偏低”的特征;（2）安徽省乡村人居环境水平呈正的空间自相关,其中生态环境水平与生活保障水平互为关联,两者空间分布特征也较为吻合。     

浙江省农业绿色发展的驱动因子识别与绩效评价

目的 识别浙江省农业绿色发展驱动因子间的相互关系,并对其评价结果的可靠性进行分析。方法 文章运用DEMATE方法从市场因素、农业社会化服务、生产技术、经营主体能力、绿色生产效益等五个方面选取25个指标对浙江省农业绿色发展驱动因子进行定性识别与评价,并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对浙江省农业绿色发展评价结果进行定量评估。结果 （1）驱动因子中心度排序为：经营主体能力＞农业社会化服务＞绿色生产效益＞生产技术＞市场因素,其中指标层前十排序依次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绿色生产能力、销售服务体系、技术服务体系、新型职业农民数量、绿色生产意识、金融服务体系、产业融合水平、经营主体收入水平、土地流转市场规范化;指标层原因度大于0的因子有13个,前三排序依次为农产品加工贮藏技术、绿色消费意愿、技术服务体系,小于0的因子有12个,后三排序依次为绿色生产意识、经营主体收入水平、生产施肥技术。（2）市场需求与农业绿色生产效益的最大隶属度为良好,农业社会化服务、生产技术、经营主体能力的最大隶属度为中等。结论 当前,浙江省农业绿色当前主导因素为经营主体能力,其次为农业社会化服务和绿色生产效益,贡献率相对较低,而生产技术和市场因素则偏重于被影响的结果因素方面。因此应切实发挥好新型经营主体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小农户的绿色生产意识和能力受其他因素影响较大,应合理引导农村土地流转,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促进小农生产向规模经营转变;同时引导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农村一二三产业与劳动力融合的耦合关系——以江苏省为例

目的 农村“三产”融合是实现“产业兴旺”的重要抓手。解析产业与劳动力的耦合互动关系,能够清晰地认知区域产业结构演变规律,为农村产业布局提供规划依据。方法 文章构建了“三产”产业融合与乡村劳动力融合的定量测度模型,并展开了江苏省地级市耦合评价分析。结果 （1）苏北乡村地区农业生产仍是重点,涉农二产主要围绕农副食品加工产业链的延伸。苏南乡村地区二三产业涉农程度低,主要涉农二产为劳动密集型的轻纺工业。（2）一二产业融合与乡村劳动力融合的发展水平和空间格局决定了“三产”融合的总体水平和格局,一三产业融合指数总体较低且差异较小。（3）产业融合的高值区是以“宿迁”为核心的苏北地区,乡村劳动力融合的高值区则是以苏锡为核心的苏南地区。（4）江苏省“三产”产业融合与乡村劳动力融合错位分布,空间耦合性低。随着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两系统逐步走向解耦。结论 苏北地区应加强农业产业链和增收价值链的延伸,从而增强就业粘性;苏南地区可考虑生态农业、乡村旅游等新业态促进“三产”融合;地方政府应在区域产—劳耦合自组织基础上,通过政策、机制创新的他组织干预促进“三产”融合和产—劳协调。     

基于等标污染负荷法的山西省农业面源污染特征研究

[目的]为全面了解山西省农业面源污染现状,探讨农业面源污染强度及分布特征。[方法]文章运用清单分析法、等标污染负荷法计算并分析了2016年山西省及其11个行政区COD、总氮、总磷的农业面源污染负荷,并根据畜禽养殖业,种植业,水产养殖业以及农村生活排水4个账户的计算结果进行了全面分析。在此基础上讨论其空间分布特征并进行聚类分析。[结果](1) 2016年山西省农业面源污染COD排放量为80.73万t,总氮排放量为9.21万t,总磷排放量为1.02万t。(2)总氮等标污染负荷最大的为460.42亿m~3,其次为总磷,COD等标污染负荷最小,3种污染物总等标污染负荷为918.51亿m~3。(3) 4个账户中,农村生活账户的等标污染负荷比最大,为52.13%;其次为畜禽养殖账户和种植业账户,水产养殖账户最小为0.12%。(4)山西省11个行政区等标污染负荷比由大到小依次为运城市吕梁市晋中市临汾市长治市大同市忻州市晋城市朔州市太原市阳泉市。(5)通过对2016年山西省农业面源污染等标污染负荷的系统聚类分析,将11个行政区划分为重度污染型(临汾市、吕梁市、晋中市、运城市),中度污染型(长治市、忻州市、大同市、晋城市、朔州市)和轻度污染型(太原市、阳泉市) 3个类型。[结论]2016年山西省农业面源污染严重,其中COD排放量最大。污染物主要来自畜牧养殖账户和农村生活账户。运城市污染状况最为严重。     

山东省粮食供需变动下农业生产格局研究

[目的]区域农业生产格局通过不断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消费变动实现调整,将山东省137个县域单元作为研究区域,以期对其粮食供需关系和供需关系变动下农业生产新变化进行细致描述。[方法]文章基于县域尺度,以重心模型刻画近10年山东省粮食供需背景,综合利用粮食生产空间转移系数、区位熵、结构变动指数等方法,分别从产量和结构探讨农业生产在粮食供需背景之下的格局演变。[结果](1)2008—2017年山东省缺粮区数量增长,粮食供需重心明显西移,西部须面对来自自身粮食需求和东部缺粮量同时上涨的双重压力。(2)山东省粮食生产转出区数量先减后增,粮食生产转入区数量先增后减,粮食生产与供需变动存在空间一致性,粮食生产转入区进一步向西集中。(3)供需变动下山东省农业种植结构仍以小麦和玉米为主,粮食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而非粮作物集中趋势增强。(4)山东省农业生产结构变化指数高值区可分为粮食生产提升型和城市规模扩张型两类。前者为缓解粮食供需压力,粮食作物种植面积显著上升;后者呈现以市区为中心的接触扩散格局,但也通过保持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稳定粮食供需,并未出现粮食作物大规模转变为非粮作物。[结论]在粮食供需背景下,山东省应因地制宜地调整农业生产,以求适应供需关系的新变化。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湖南省6 091名农村流动人口的调查

[目的]文章通过意愿需求和制度供给两个层面分析湖南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影响的代际差异,为地方政府制定针对性的政策提供指导意见。[方法]文章基于湖南省6 091名农村流动人口样本,选取农业转移人口的后顾之忧为核心解释变量,其余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流动特征为控制变量,构建双变量Probit模型,实证分析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影响因素与代际差异,通过城市和年龄的固定效应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相比于"务工经商"的流动群体,拥有"较稳定的职业""较高的收入"和"已建立健康档案"的农业转移人口更倾向于在城市落户定居;现有市民化政策更加倾向于男性,但女性的落户意愿反而更强;"受教育程度越高,落户可能性越大"仅限于第一代农民工;有赡养老人和抚养子女需求的农民工更愿意留在城市。[结论]统筹城乡医疗保险、关注进城务工子女教育、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和健康教育宣传能够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     

水足迹视阈下河北省农业用水驱动因素分析

目的 河北省地下水超采严重、水资源长期供需不平衡的背景下,探究河北省农业用水真实消耗情况及其驱动因素,对水资源安全、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文章基于作物需水量和作物实际用水量测度河北省农业生产蓝水足迹及绿水足迹,利用LMDI模型解析河北省农业用水变化的影响因素及驱动机理。结果 结果显示,2002—2018年河北省农业水足迹数量呈波动下降趋势,技术效应、种植规模效应和节水效应对河北省农业水足迹变化呈增量效应,其中技术效应对水足迹数量变化的正向驱动贡献值最大,这说明农业技术应用、规模效应带动和节水成效保障加快河北省农业节约用水进程;管理效应和种植结构效应对河北省农业水足迹数量变化呈减量效应,这说明水利化程度、农业种植结构给河北省农业节水带来一定程度的压力。结论 河北省水资源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应重点强化农业节水技术、节水管理和结构调整。推广高效节水灌溉技术,推进水肥一体化建设;加大节水政策的宣传和培训力度,提高设施维护保持能力;优化各地区种植结构,持续推进“一季休耕,一季雨养”的种植模式,提升水资源和种植结构的匹配度,从而减轻河北省水资源短缺压力。     

云南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度研究

[目的]通过对云南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进行研究,对其时空耦合关系进行分析,旨在为促进云南省城乡统筹发展提供科学的参考。[方法]文章运用耦合度与协调度评价模型对云南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发展时空耦合关系进行分析,并对云南省新型城镇化水平和生态环境效益进行测算,从空间分析两者发展的差异。[结果]在新型城镇化水平空间分布中,只有昆明市处于高水平,中等及以上水平的只有玉溪市和曲靖市,其余13个市(州)则处于较低水平以下,在生态环境效益空间分布中,只有迪庆处于高水平,处于较高和中等水平的有怒江和丽江,其余13市(州)则处于较低水平以下。[结论]云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与生态环境效益水平在空间上存在较大差异,从空间分布情况来看,其新型城镇化水平呈现从中部向周边递减的特征,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根据地区发展实际制定相关政策,加强各市(州)间的合作交流,是缩小地区间差异,推进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关键环节;新型城镇化快速发展对生态环境有着较高要求,云南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发展还未达到高水平耦合阶段,但是其协调程度在不断提升;减少新型城镇化发展中资源分配不均及资源利用的不合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是提升云南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