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城镇化的省级行政单元差异分析

基于周一星修正的1982—2000年城镇化数据和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本文依据所构建的人口城镇化贡献模型,以省级行政单元为基本研究对象,考察了1982—2005年研究期内不同时段省级行政单元的人口城镇化差异变动情况。主要从城镇人口的相对增长指数和城镇人口增长的贡献率这两个方面来分析各省级行政单元的城镇化差异,按时段将之落实到地图上,并将所有的省级行政单元划分成三个类型,然后将其对应于人口城镇化进程的四个阶段。最后,简单地说明了各省级行政单元在人口城镇化进程中四种类型的转换过程或阶段转变。     

基于优属度的综合评价方法及应用

综合评价的关键是构造合理的评价函数。本文分析了多属性综合评价问题的特征,提出了基于优属度的综合评价方法,并以企业竞争优势为例进行了应用,可作为择优或排序的依据。     

家庭资本：家族企业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源泉

在资源优势理论与企业核心能力理论的基础上，本文着重探讨了，资金、技术、管理等都处于劣势的家族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源泉是家庭资本(社会资本的一个子集)，家庭资本是家族企业潜在资产，不能直接产生竞争优势，但能创造与企业持续竞争优势更直接有关的资产。本文认为对于这些资产，或者仅仅只有家族企业能获得，或者家族企业比非家族企业更容易获得，因此这些家庭资本成为家族企业的独特资源优势，最终导致家族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     

亚洲主要国家的农产品比较优势变化模式

本文运用贸易专业化指数分析了亚洲8个主要国家的农产品比较优势.分析结果表明:由于要素禀赋的差异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而产生了要素相对价格差异,这些国家的农产品比较优势显示了不同的比较优势变化趋势;这些国家贸易特化系数估计值的差异意味着他们的农产品贸易存在互补机会;三个东亚国家和两个东盟国家的比较优势变化模式属于典型的变化模式,但是马来西亚和印度的比较优势则显示了异常的变化路径.     

由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变的区域战略研究——河北省产业结构调整的途径及政策选择

区域产业发展的战略调整,应实现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变,前者是客观基础,后者是发展方向。竞争优势的建立离不开比较优势的发挥,区域经济的发展只有充分依靠和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才能建立其竞争优势。对河北省的资源禀赋及区位比较优势进行比较分析有利于找出差距,培育集群产业,形成竞争优势,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促进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论凯恩斯的萧条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性与局限性

面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具有严重威胁性的失业问题，凯恩斯把如何解决失业问题作为他写《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目的。凯恩斯由就业不足引到有效需求不足，再引到投资不足与消费不足乃至货币不足，构成了被人们称之为“萧条经济学体系”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在资本主义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经济萧条和严重失业的现象时，凯恩斯主张采取积极财政政策，直接增加政府的支出和公共投资，以刺激经济增长、解决失业问题。因为消费倾向在短期内是相对稳定的，因而，要实现充分就业，必须从增加投资需求着手。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政策观点至今仍在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着作用，对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宏观经济调控也有某种借鉴的价值。     

从比较优势理论看倾销与反倾销

文章认为某些国家贸易保护和我国企业恶性竞争等原因不能从根本上有效地说明和解释当前世界上反倾销调查越来越多而且主要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指控的现象 ;提出了在绝对优势理论中 ,理论上不存在倾销与反倾销的问题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关系不应只用绝对优势理论来解释 ;运用比较优势理论解释并用实例论证了现有的反倾销规定中发展中国家先天不足、发达国家指控发展中国家倾销则易如反掌的缺陷 ,提出新的反倾销规定应对此作出解释和防范 ,以保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战略资产与持续竞争优势的建立

从战略资产的角度，研究了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构建模式，阐述了战略资产的内涵和开发模式，并为企业寻求持续竞争优势提供建议。     

国际贸易的全成本分析——基于政府视角的考察

国际贸易理论和现实的新进展表明:包括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等在内的"全成本"是一国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比较优势的基础。在以"国际贸易的全成本"为基础的国际分工中,一国政府应以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相容和统一为目标,以外部成本内部化为基本手段,同时扮演"守夜者""规制者""调节者""守望者"等四大角色,从而谋求贸易增长、技术进步、制度创新、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有机统一。     

Pioneering strategies in the digital world. Insights from the Axel Springer case

Digital technologies present som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they simultaneously enable pervasive connectivity, immediacy of interactions and wide access to data and computing power. Based on a detailed historical analysis of Axel Springer, we suggest that pioneering strategies in new markets created by the diffusion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are negatively moderated by the fit between firms’ legacy core capabilities and those required to enter the new market. We then show that pioneering strategies in non-core legacy markets are instrumental in creating the capabilities necessary for the sustainability of first-mover advantages (FMA) in the legacy core markets. Finally, we show the role of managerial cognition as a key individual-level enabler in achieving pioneering advantag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