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贼情汇纂》的作者及记事下限

关于张德坚的生平事迹，因资料零散，搜寻不易，长期以来无人能言其详。近年来张氏晚年所著《曾文正公挽诗》刻本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图书馆被发现，为我们了解其一生重要活动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另外，《贼情汇纂》的记事下限，不同版本也有所不同，它的记事下限迄于咸丰五年。     

姚锡光与晚清边疆治理

姚锡光是清末民初一位有着多重身份的历史人物，从外交随员、督抚幕僚、地方官员，到考察教育、传播西学的教育家，以及锐意革新、兴办海军的军事家，关心边疆民族问题的中央政府官员，其一生经历丰富，著述颇丰。他的代表作有《东方兵事纪略》、《东瀛学校举概》、《吏皖存牍》、《筹藏刍议》、《筹蒙刍议》、《筹海军别录》、《姚锡光日记》、《姚锡光文稿》等，这些著作对军事、地方事务、民族问题都有不俗的见解，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强势与话语:清代棚民历史地位之反思

如果把处于社会弱势群体、被剥夺话语权的棚民,视同"地方之患",以"棚匪"斥之,显失合理公正。棚民并不是邪恶的化身,"与霸垦强占不同"。只是被剥夺了话语权,使得我们很难从历史文献中找到其正面形象的一面。不过,我们还是从一桩惊动朝廷、嘉庆皇帝亲自过问的"驱逐棚民案"中,看到了地方官的一句正面评价——"棚民俱系种地良民"。为此,本文摆脱了旧有学说一味批判棚民的做法,对棚民作为开垦急先锋,积极推广玉米等作物的历史功绩给予了正面评价,同时对棚民被"妖魔化"的错误倾向进行了拨正。     

试论宋代佛教史籍在唐史研究上的重要价值

两宋时期佛教史学人才辈出，著述颇丰。这些文献著录了许多唐五代史事，是研究唐史的又一个史料宝库。它大大补充了唐五代佛教史研究的史料来源，是研究唐五代佛教发展的重要依据之一。另一方面，宋代佛教史籍也是研究唐代世俗史的重要史料之一。诸如社会变迁、唐代士大夫政治斗争、宦官与佛教之间关系、民间社会生活状况等问题在宋代佛教史籍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从市井到官场的角色转换——西门庆形象再论

《金瓶梅》中的西门庆是一个极具时代特色和认识价值的人物形象.他在短时间内由一个阒然无名的“市井棍徒”,摇身变为手眼通天、声势显赫的掌刑千户,金银贿赂自然是其官运亨通的主因.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西门庆进入官场之后,有意识地在生活方式和言行举止上向仕宦阶层靠拢,以求获得官僚集团的认同,最终完成了由市井到官场的角色转换.     

“王道政治”是个好东西？——评“儒家宪政”

蒋庆似乎确信“王道政治是个好东西”，并提出一套理论来阐述自己观点。这个理论自成一家，冲击性很强，迫使人们思考一系列理论与实践的问题、历史与现实的问题。既然蒋庆展开“政治儒学”研究、宣扬“王道政治”和“儒教宪政”不是纯粹出于学术兴趣，而是为了对症下药，“为中国未来的政治改革提供一个理论上可能的选择维度”，并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政治困境，这篇文章集中讨论他把脉认定的“病症”以及他苦心孤诣下的“处方”。     

潜行的传播效果——宋代之前的通俗叙事文学传播效果研究

宋代之前的通俗叙事文学由于尚处于萌芽时期,所以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影响比较小,其直接传播效果还不是非常明显；但通俗叙事文学以先天的、与民众共生共存的特性,使得我们间接地感知到了它强大的传播效果.宋代之前的通俗叙事文学反映了社会现象,促进了平民思想、宗教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对通俗小说在宋代的发展影响颇大.     

从宋代文学看两宋商品经济的繁荣

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社会发展到了明代中叶才出现了手工业、商业的繁荣，商品经济在社会生活中地位有了较高的地位。但是，从文学发展史来分析，中国商业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则应上溯到宋代，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客观反映，高度发展繁荣的宋代文学，形象地反映了这样的生活现实，使我们认识到两宋是我国经济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     

《全宋诗》乐章辑考——新补大晟府乐章50首及其他乐章辑考

从宋人别集新辑录大晟府乐章50首,这些当为赵鼎臣任秘书少监时所作,又新补楼钥乐章1首,以及从《全宋诗》所收乐章考得有姓名者93首,略作校订,以助《全宋诗》之完璧。     

秦汉简帛文献中的“七”及其巫术性蠡测

数字是人类对宇宙时空及其运行规律进行描述的感性符号,数字"七"便是此类具有象征作用和神秘性能的数字之一。从出土简帛医方资料看,"七"不仅常常被用作巫术性疗法中的象征性动作如摩擦、击打以及唾的动量标准,而且常常成为巫方用药的剂量、物量以及对不同性别患者进行象征性动作及用药多少的一个标准,说明至迟在战国时期,数字"七"已成为中国早期数文化中富含神秘性和巫术性的"模式数字"。"七"之所以具有"模式数字"的性质,这与早期先民对于宇宙空间、宇宙天体的运行规律以及人体生命节律的认知等因素有关,而简帛医方中"七"的大量出现也正是此类文化信仰在心理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