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汉文佛典中的构词语素研究

不同的语素构词能力不尽相同,不同体裁文献所具有的活跃的构词语素也有所不同.“清”、“细”、“妙”是东晋汉文佛典中构词能力较强的语素,其语素义也带有明显的佛教文化色彩.     

儒商互济 大俗小雅——论杨维桢诗文中的商业世界

杨维桢诗文中浓厚的商业色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如实记录了商人举办的各种诗社文会,文人与商人交游唱和的情形;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商人形象,丰富了诗文类容;体现了商人与文人生活方式与审美情趣的新生变化,商人雅化与文人俗化,成为一种趋势。杨维桢诗文中浓厚的商业色彩,反映了元代特别是东南地区商业繁荣对文学的深刻影响,也客观的反映了经济基础与文学艺术的互动关系,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战国及秦:国家索取制度的形成与定型化

战国及秦的官社时代是中国传统赋税制度的形成和定型时期。以租赋徭役为主要形式和内容的中国传统赋税制度———国家索取制度,并不能简单地以近、现代国家财政税收理论去观察、认知,而应认识到其本质属性乃是国家以土地国有权制度、国家权力、政治暴力统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国家体制式社会生产关系。     

逆清朝漕粮与漕运对襄阳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

简单介绍了逆清朝漕粮与漕运对襄阳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     

简析何如璋、黄遵宪在朝鲜开放国门中的作用

19世纪80年代前后,恰逢中朝关系从传统的东亚宗藩秩序向近代条约体制转型的关键期.围绕着如何推动朝鲜对外开放问题,清政府的驻日外交官何如璋、黄遵宪等人积极建言献策,有力地影响了清政府对朝政策的改变,推动了朝鲜对外开放的进程.作为转型时期的外交官,他们对近代国际关系的认识和研究还不够透彻,其对朝政策的矛盾、甚至是错误之处在所难免,但是他们的积极作用应予充分肯定.     

南宋雅词派与"大晟乐"关系蠡测

南宋雅词派首重“协音”，关键乃在于“填词按谱”。此处“谱”虽较复杂，但“大晟曲谱”与“清真谱”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两种。南宋雅词派不仅在词的创作实践中反复以“大晟乐法”为旨归，而且对两种“曲谱”的模仿与习学也成为“雅词”创作的一大“心法”。这不仅对南宋雅词派“词法”的形成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而且对南宋词最终走向“典雅”“协音”之路起了关键的作用。南宋雅词派对“大晟乐”的接受使它在走向词艺巅峰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落入与“大晟乐”同样日渐衰竭之命运。     

秦文化的历史构成与现代诠释

秦文化是秦人先民在立国、强国、实现大一统的过程中形成的以物质文明为主要标志的区域性文化,具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和开放性、创新性等特征。秦文化中"开地千里"的农耕文化,圜道一统的思想文化,雄伟壮阔的建筑文化,融合中外的佛教文化,保健养生的医学文化,太虚气本的哲学文化以及崇尚修身观念、精神文明等精粹,已演绎为当代秦人务实开放、变革进取、包容互补、协调和谐等文化因子,在陕西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性灵出万象 风骨超常伦——读王向峰的《云斋守望》

王向峰的旧体诗集《云斋守望》,遵循"平水韵"格式写律诗,诗语清新流畅,诗情真挚浓厚,深得唐诗风致和中国古典美学的滋养,使旧体形式表现当代情思而毫无滞碍。不论是律诗还是绝句的创作,皆中规中矩而不显镣铐的束缚,足见学者之诗特有的审美表现功力。     

论清末湖北地方政府军政外债的影响

清末，湖北地方政府为弥补财政亏空举借了各种用途的军政外债共10笔，这些外债对债权方和湖北地区均产生了双重影响，体现了外债的二重性。对债权国而言，各帝国主义国家为获得湖北债务的放贷权而矛盾加剧，同时，他们通过对湖北放贷以拉拢、扶植自己的势力，从多方面向湖北地区渗透和扩张；对湖北地区而言，这些军政外债既带有明显的“恶债”性质，又是湖北利用外资的一种形式。     

文人、文祸、典籍——从《史记》看秦始皇的“焚书”“坑儒”

“焚书”“坑儒”是秦始皇时期发生的重要政治、文化事件。文章根据《史记》记载，参考了近年来出土的秦简及前人研究成果，对这两个事件进行了重新审视和评价。“焚书”“坑儒”，并不是要焚毁所有儒家经典和坑尽儒生，而是镇压那些利用《诗》《书》来诽谤朝政和违抗秦始皇旨意的诸生（儒生、术士），焚毁“天下书不中用者”。“焚书”坑儒”是秦朝实行政治、思想、文化专制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