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发展新阶段的市域农业结构问题与调整--以衡阳市为例

本文以衡阳市为实证，回顾了市域农业结构的形成、演变过程，指出目前的市域农业结构存在市场适应、组织构筑和动力机制等三方面的主要问题。文章提出了市域农业结构调整的三大原则和四个调整方向，并结合实际提出了两点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     

二元经济、农收劳动力外流与粮食安全——基于非完全信息静态博弈

农业劳动力外流会改变农业结构和影响土地利用率,对粮食生产的效率和产量带来一定的影响.通过结合非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的基本经济思想,并运用调查数据来验证农业劳动力流出是否对粮食生产有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大量有效农业劳动力外流,会影响农业技术进步与推广,降低粮食生产效率,也容易出现农业耕地抛荒,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粮食安全.     

北京市房地产价格影响因素分析及限购政策绩效评估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的房价也呈现出急剧攀升的态势,脱离了正常的价格波动轨道,大大增加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成本。以首都北京为例,房价的上升幅度远远超过预期。在经济理论的基础上,运用近几年北京房地产行业的统计数据建立回归模型,可以对影响北京房价的因素进行分析,并且可以对北京市政府2011年2月出台的＂京八条＂限购政策进行绩效评估。     

Study on the Distibution of Migrant Workers＇ Destination -A Case Study of Henan Province

务工目的地选择是农民工空间流动的基础,对其研究有助于在微观层面上了解农民工流动的空间规律。通过对随机分层抽样产生的河南省11个不同类型样本村的实证研究,发现务工目的地大分散、小集中,县内和省外占较大优势。务工者主要集中于东部经济较为发达的省市,中部作为务工源并未形成最核心的务工区域。影响农民工务工距离选择的主要因素是年龄、家庭人口、人均耕地、村经济发展水平、村地形、村交通、离最近城市距离、关系网络等因子。从务工目的地角度观察,在省域尺度上,综合考虑务工目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务工距离的务工引力系数在较大程度上解释了农民工对务工目的地的选择,经济较发达、距离较近的目的地是务工者的首选。     

旅游经济增长因素的空间计量研究

文章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旅游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模型,并运用2000—2009年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考虑空间效应的影响下,我国旅游经济增长具有空间依赖性,其中2000—2008年出现正的空间溢出效应,2009年出现负的空间溢出效应;旅游业发达省份旅游经济增长速度低于欠发达省份,低增长和高增长省份在空间上聚集。旅游接待设施数量的增加、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对旅游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旅游景区数量的增长对旅游经济的增长作用不显著;而交通里程的增长对旅游经济的增长具有反向作用。     

内蒙古半农半牧区形成与变迁的制度分析

进入近代社会,受清政府"放垦政策"和内地农耕文化的长期影响,蒙古族传统游牧业经济向半农半牧经济和农业经济转变,牧区转变成半农半牧区和纯农区。本文主要分析了促成蒙古族半农半牧区形成和变迁的制度因素,试图论证制度因素对于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重要影响。     

我国国际资本流动：直接投资 与非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比较研究

本文基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对1982-2010年期间我国直接投资类、间接投资类（含其他投资）、错误与遗漏及投资收益类三种类型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长期,我国三类国际资本流动与人民币对美元的实际汇率升贴水年率之间为负向变动关系,与中美利差、中美通胀之差、我国实际经济增长及人民币对美元的实际汇率预期之间为正向变动关系;在短期,三类国际资本流动与上述影响因素之间关系并非一致;实际经济增长是我国直接投资类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原因,人民币对美元的实际汇率预期是我国非直接投资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原因。     

基于行业视角的中国对外反倾销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利用1999年-2009年中国对外反倾销申诉数据,运用logit模型和经典线性模型测量了行业企业单位数、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数、总资产贡献率、资本密集度、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竞争力指数、进口渗透率对中国对外反倾销行为在发起阶段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行业企业单位数、总资产密集度和进口渗透率是发起反倾销申诉的重要影响因素,进口渗透率和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是影响申诉频率的主要因素。本文结论对中国反倾销理论分析和实践有参考价值。     

论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与我国发展战略

全球生物技术产业正在蓬勃发展,各国政府都把推广生物技术、发展生物技术作为提高本国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手段,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是一个前沿领域,能否在这个领域取得主动,关系到整个生物产业的发展问题,采取全新的贸易战略和措施已刻不容缓,本文试图在这方面有所探讨。     

Economic Integration: Systemic Measures in an Input–Output Framework

Countries are linked through trade and for their mutual benefits they often group together. Consequently, trade blocs are formed in some form or another, examples of which are the EU, EFTA, ASEAN, NAFTA, and SAARC. Depending upon the form and the nature of the grouping, trade relations among countries obviously vary across the trade blocs. The pattern and the volume of trade of the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are different and thus cause different impacts on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ies concerned. Also, the nature of integration changes over time. To examine the strength of integration within trade blocs, systemic measures of integration hitherto not available are formulated in an input–output framework. The measures are used, as a case study, to assess the inter-temporal variations in the degree of integration of SAA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