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容量的环境经济学探讨

本文运用环境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在分析旅游容量概念的基础上,探讨了旅游容量存在的必要性.旅游资源具有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等多重价值属性导致旅游开发的公共福利与旅游资源和旅游环境保护之间存在必然矛盾,旅游资源具有的准公共资源属性特征导致其开发具有外部不经济性(external diseconomics)特征,在没有有效管理工具干预的前提下,必将陷入"公地悲剧" (commons)的泥淖之中.为了达到旅游开发的公共福利与旅游资源和旅游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避免"公地悲剧"的产生,对旅游系统进行有效的管理十分必要,作为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目标行之有效的管理工具之一,旅游容量的存在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     

数字技术驱动的第三方供应链金融商业模式创新研究:基于生态租金视角

以“金融+科技+场景”为导向的供应链金融转型推动了第三方供应链金融商业模式的创新。从生态租金视角研究了第三方供应链金融商业模式创新,根据第三方供应链金融共生系统商业模式创新逻辑,将第三方供应链金融共生系统中生态租金区分为4类:通过异质性资源和能力获取李嘉图租金;通过动态创新能力获取熊彼特租金;通过关系资产获取关系租金;通过市场势力获取张伯伦租金。在分析不同类型生态租金形成机理和路径的基础上,结合第三方供应链金融共生系统发展演化的不同阶段,揭示共生系统不同租金的演化规律及其特征。最后,基于第三方供应链金融典型案例,构建系统动力学模型,对第三方供应链金融共生系统演化过程中生态租金理论演绎进行仿真验证。     

山西省城乡绿化的生态效益评价

[目的]城乡绿化对改善地区生态气候,提高空气环境质量具有重要作用。研究山西省城乡绿化规划带来的生态效益,为今后城乡规划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采用熵值法,在评定山西省11个地级市PM2.5,PM10,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年平均浓度和空气质量达标天数等5个指标的基础上,综合分析2014—2016年山西省各地级市城乡绿化带来的生态效益。[结果]2015年山西省城乡绿化带来的生态效益相比2014年和2016年较为明显。在各地级市中,大同市城乡绿化带来的生态效益明显高于其他城市,且各项指标评分均较高。大部分地区PM2.5、PM10、二氧化氮和二氧化硫的浓度超出了国家二级标准要求,环境质量令人堪忧。[结论]山西省各地级市在城乡规划中应加大对绿化的投入,选择对空气具有净化作用的植物,加强对绿化植物的监管等,综合提高城乡绿化的生态效益,促进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基于均方差法的郑州市土地综合承载力评价

［目的］开展土地综合承载力评价是科学编制国土空间发展战略的基础。通过构建包含水土资源承载力、经济承载力和生态承载力3个维度土地综合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定量刻画郑州市城市土地综合承载力的特征与轨迹。［方法］运用均方差法,选取2010—2016年郑州市城市土地综合承载力评价指标,分析其土地综合承载力特征。［结果］（1）总体上,郑州市城市土地综合承载力不断增强,水土资源承载力呈现先升—降—升的动态演变特征; 经济承载力持续增长,这源于郑州市土地经济效益的大幅提升; 生态承载力呈现波动性增强的演变特征。（2）郑州市城市土地综合承载力经历了较低—中等—较高发展历程,但土地综合承载力处于低层次的较高阶段,仍有较大提升空间。（3）为提高郑州市城市土地综合承载力,应加快“多规合一”规划的编制,科学划定城市增长边界和“三生”空间,转变城市发展理念,优化发展发展路径,提升城市土地综合承载力水平。［结论］郑州市城市土地综合承载力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应加快建立土地综合承载力扩容的有效机制。     

黄土高原地区生态足迹研究

基于黄土高原地区资源与环境遥感调查数据，介绍了生态足迹的基本概念，计算方法及目前研究现状，对黄土高原地区1991年的人均生态足迹分析结果表明，黄土高原地区1991年人均生态足迹赤字为0．6761hm^2。     

乡土环境风貌的营造——澜沧县景迈大寨传统环境风貌整治实践的认识

通过一个实际项目——景迈大寨风貌与环境的整治,探索传统村寨整治思路,营造一种自然纯朴日常生活状态,展示出真实的乡土气息与村民意愿。     

我国生态文明价值诉求的失衡及防治

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关系着广大人民的福祉,关乎着人类和民族的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诉求,表现在生态优先、和谐共生以及永续发展。生产关系因为生产力产生大幅度变化从而影响生态文明价值诉求的实现。在农耕时代,人与自然是基本平衡的;工业革命以来,人与自然失衡巨大;我国近40年的高速发展也对自然造成严重伤害。新时代下,防治生态文明价值诉求失衡,应从牢固树立生态文明价值诉求的理念出发,必须将生态文明建设紧密结合在经济、社会、文化、政治文明建设过程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重建社会和谐,构建新型生态文明价值观,为生态文明提供政治及制度保障,为创造人类美好生活提供坚实的生态基础。     

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标准评析

农业生产以家庭经营为基础是其自身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家庭农场则是引领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农业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我国家庭农场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需要较先进的家庭农场发挥示范作用,进而带动家庭农场整体的高质量发展。自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以来,各地相继出台了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但鲜有文献对这些文件中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标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进行探讨。本文收集了21个省级和31个市级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对其提出的示范家庭农场评定条件和要求进行梳理和比较,发现这些认定标准大多存在以下问题：（1）具体要求与定义性规定脱节,不利于评选出真正的示范家庭农场。比如,没有相应的量化指标来保证“以农业收入为主”和“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的规定性,对经营规模大多只有下限要求、没有上限要求,可能把从事非农生产的经营主体、专业大户和公司性农场等评为示范家庭农场。（2）认定标准过低,示范家庭农场先进性不足不利于示范作用的发挥。例如,未对农场主的年龄、文化程度、经营经验以及农场的新技术采用和机械化水平等提出要求。（3）省级标准与市级标准没有拉开档次,不利于促进不同发展层次家庭农场的高质量发展。除了在经营面积上省级要求明显高于市级要求外,其他评定条件和要求的省级标准与市级标准差别不大。（4）认定标准中生态绩效指标太少,不利于新时代家庭农场的绿色发展。虽然有些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提出了“三品一标”的要求,但在绿色环保方面的要求过低,不能满足农业绿色发展的时代要求。目前,各地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标准存在的问题与我国家庭农场发展时间短、整体水平不高有关,但示范家庭农场的评选应该着眼于示范性和引领性,而不是照顾大多数。目前,有些地方的做法（如江苏省）值得借鉴。 建议：对示范家庭农场的农业收入比重、家庭成员参与农场经营人数、雇工比例等有一个明确的量的要求,并规定经营规模的上限;适当提高示范家庭农场认定的门槛条件,例如,农场主的年龄要在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在中专和高中以上,近三年至少使用一项以上新技术等;大幅度提高省级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标准,与市级标准明显拉开档次;增加生态绩效方面的要求,例如,把化肥农药使用强度、有机肥利用率等纳入示范家庭农场的认定条件。     

基于解释结构模型的城市营商环境影响因素研究

优质的营商环境是城市和地区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城市营商环境的优化越来越成为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通过梳理文献,借鉴当前已有的影响因素政策指标,使用德尔菲法确定了25个营商环境影响因素,运用解释结构模型方法解析影响因子间的相互关系并构建营商环境影响因素结构体系。研究发现,营商环境影响因素结构体系由25个因子构成,可分为10个层次和3个因子群,因子群自下而上影响营商环境的质量,群内因子间存在不同影响关系。鉴于此,可从改善外部营商环境质量、提高行政服务效率和有效性、提升经营环节服务水平等方面优化营商环境。     

中国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基于1995-2015年时序数据的测度分析

技术创新能力是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强大动力,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关系。在精心构建技术创新能力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综合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基于1995-2015年的时序数据,对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了较深入的实证分析和讨论。分析结果表明,1995-2015年间,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技术创新能力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综合评价指数以及两者间的耦合协调度总体上均呈现出稳步上升趋势,其中耦合协调度从1995年的0.323增加到2015年的0.643,从严重失调逐步演进到初级协调状态,但其整体耦合协调水平仍然偏低。为更好地促进两者间的协调发展,提出了若干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