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研究:计量模型及实证分析

贵州目前的主要经济指标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借鉴C-D生产函数,选取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以及劳动力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建立经济增长的模型并对这些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贵州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需要从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加快产业结构调整、重视人力资本投资以提高劳动者素质、降低农村人口比重、加快城镇化进程以及进行制度创新等方面进行努力.     

西部农业经济增长的要素分析及对策研究

运用C-D生产函数来测度西部农业生产投入要素对农业总产值增长的贡献率.结果表明,西部农业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物质费用的增加和农业科技进步,同时农业科技进步的贡献54%又源于农民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因此,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农民文化水平是促进西部农业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举措.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认识、问题及对策

阐述了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认识上的偏差 ,剖析了其发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几点对策建议。     

人口出生率地区差异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解释

新兴古典经济学中,经济组织的主要功能是降低分工生产中的交易费用.家庭区别于自由契约组织(市场与企业)的特征在于成员身份确定的血缘原则,而正是这一特征决定了家庭组织分工生产的功能在分工深化过程中从主到次的逐步退化规律.经济功能的退化导致平均家庭规模以及出生率持续下降,这一结论在中国省际数据的计量分析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     

"三农"问题新论——在城市化进程中解决三农问题

我国市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是农村的货币化和城市化,"三农问题"是当前我国经济结构中最重大的问题.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我国经济也存在着沦为"富人经济"的巨大风险.在这个问题上,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发展乡镇企业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通过城市化、通过高速发展的经济来迅速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农民市民化、农业工业化才能解决"三农"问题,才能使我国经济健康运行.     

数字经济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基于长江经济带2010-2019年数据

数字经济目前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研究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增长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搭建数字经济发展测评体系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测量体系,通过对长江经济带2010-2019年相关指标数据的搜集,测算了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并对二者之间的耦合关系进行了验证,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的整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均衡,数字经济对于区域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同时针对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助力经济增长给出了管理层面的建议。     

“双循环”背景下上海构建国际消费城市路径探析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上海作为已经初步具备建设国际消费城市基础的重要经济体,在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应借力构建国际贸易中心与旅游城市建设的机遇,不断丰富完善各种消费品与服务供给,有效降低消费成本,推进建设国际消费城市。本文结合上海已有建设国际消费城市的基础,切实分析上海构建国际消费城市存在的不足,在借鉴吸纳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努力提升消费总量、不断提升消费品供给质量、优化消费结构等上海构建国际消费城市的对策措施。     

技术独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产出

创新产出是企业创新能力的直观体现,也是企业价值创造的源泉。以2008—2017年披露了专利授权信息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独立董事技术专长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结果显示：（1）技术独立董事显著地促进了企业创新产出,且这种促进作用受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负向调节;（2）技术独立董事是通过提高企业的创新投入来促进企业的创新产出的;（3）技术独立董事兼职席位与企业创新产出呈倒U型关系。根据上述研究结论,企业应当增加技术独立董事的引入并适当限制技术独立董事在其他企业兼职的行为,以充分发挥技术独立董事的创新驱动效应,提高企业创新产出。     

探究新时代县域农商银行经济责任审计的全流程

国家修订颁布《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和实施《审计署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以来,银行业经济责任审计变得更加严格。经济责任审计是银行业内部审计的重要内容,无疑对处于粗放、探索完善阶段的县域农商银行内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论文对做好新时代县域农村商业银行经济责任审计谈一些思考认识。     

国际化营商环境战略研究现状与优化建议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石。论文通过对国内外学者、组织机构对营商环境的理论以及指标体系构建成果进行梳理后发现,现有研究主要分为宏观整体评价和细分领域评价两部分。论文在融合国际上现有关于营商环境评价指标基础上,以世界城市核心功能对国际营商环境的诉求为内容,按企业“准入前、准入中、准入后”不同发展阶段,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的国际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