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企业增长过快对我国消费和就业的不利影响

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造成了劳动所得所占份额的相对减少,从而使得消费性需求相对不足,阻碍了经济稳定增长。我国大型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无论从绝对数量还是从增长率上看都要高于中小企业,这种现象在工业企业中表现的尤为突出,而在建筑业和第三产业中则不是特别明显。所以我国有必要大力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以防止我国出现最终产品的使用结构失调和就业不足的现象,从而保证经济稳定高速的增长。     

试论生态经济农业

解决传统农业生产模式生态与经济发展的矛盾，缓解生态危机，关键在于建立能实现经济与生态共同繁荣的生态经济农业模式，使经济发展与生态发展融合为一个完整的有机整体，达到生态与经济、人与自然在更高发展水平上和谐统一，21世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将进入生态经济时代，应该应用生态经济农业的观念指导现代农业，把农业经济行为同生态环境看做一个相互制约的系统，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减少和避免违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行为。     

流域开发:蒙晋陕豫交界地带经济综合开发的战略选择

从多个角度分析了流域开发是蒙晋陕豫交界地带经济综合开发的必然选择,阐述了交界地带流域开发的优先领域,提出了该区域实施流域开发的指导思想和现实途径。     

新农村建设与经济发展模式重建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既是推动和促进我国农村经济和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进一步加快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增长和全面提高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综合效益的一个重要方面,并在促进和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地域构造与产业配置结构以及资源开发利用模式的有效转变与重建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用投入产出模型分析旅游对上海经济的影响

利用2002年上海市统计年鉴和投入产出表(1997年度.价值型)数据,用投入产出模型分析旅游对经济产出和收入的直接和乘数影响,计算出旅游产出乘数为2.8876,旅游收入乘数为0.6497,旅游消费引起产出增长的乘数效应主要集中在企业服务业、化学工业、商业、饮食业、旅客运输业等行业,然后将旅游乘数与已有研究的香港、新家坡、秦皇岛、天津市旅游乘数进行了比较,最后讨论了投入产出法和卫星帐户法在分析旅游经济影响方面的优缺点。     

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与土地可持续利用关系研究

文章通过实证分析方式阐述了区域经济发展与土地利用相互关系，着重分析了我国非农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耕地占用状况的变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区域经济系统产业结构升级与用地结构的变迁关系，尤其是“十五”期间我国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将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带动农业用地的非农化，同时还可能会造成土地污染问题，据此作者认为我国产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以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为基础，并提出了推进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实施的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政策体系。     

东北老工业基地经济增长对科技投入影响的计量分析

选择部分宏观经济指标和科技投入指标,对1991～2003年间东北地区经济增长与科技投入变化的相关性进行了初步分析,并通过经济增长与科技投入相关性模型的建立,对东北地区未来科技投入的趋势做出判断,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东北老工业基地优化科技投入的具体对策建议.     

从"10+3"看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方式

东亚区域合作面临许多难题，贯穿“东盟方式”的“10 3”合作是东亚目前的主导形式，但这一合作的诸多缺憾使东亚区域合作很难沿这一方向深入下去。2002年初，小泉纯一郎在新加坡描述了一个称为“东亚共同体”的设想，实际是鼓吹以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网而非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方式来实现东亚的区域合作。的确，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网的方式不但符合东盟强调自立的合作原则，也迎合了外部特别是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易为各方接受，却从根本上堵住了东亚通往更具机制化合作的道路。笔者认为东亚区域合作的必然选择是大国协调为基础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这虽然需要一个艰难的调整过程，但却是在全球化条件下保障东亚各国利益的惟一选择。     

渔业管理问题之经济学透视

近年来，全球渔业普遍面临着过度投资、种群枯竭、渔获量下降和资源利用冲突加剧等问题，严重阻碍了渔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本论文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渔业经济绩效最大化问题、渔业过度投资和渔业资源过度利用问题、渔业管理制度安排及其激励效应问题。在此基础上，总结归纳了成功的渔业管理制度必须满足的一些必要条件。     

Choosing sides in the trilemma: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ycles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ycles on structural change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It is argued that the impact of these cycles depends on the specific combination of macroeconomic and industrial policies adopted by the developing economy. The cases of Brazil and Argentina are contrasted with those of Korea and China. In the Asian economies, macroeconomic policy has been a complementary tool along with industrial policy to foster the diversification of production and capabilities. Inversely, in the case of the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long periods of real exchange rate (RER) appreciation, combined with the weaknesses (or absence) of industrial policies, contributed to the loss of capabilities and lagging behi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