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转型与构建和谐社会--兼论社会政策改革的滞后性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政府在市场中表现出更加严重的“错位”与“缺位”的痼疾,说明前一阶段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政府转型亟需誊上改革的议程,这是事关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问题。政府转型的取向是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与之相应的是打破社会政策改革的滞后性,这应当成为“十一五”规划乃至更长时期政府改革的中心和重点之一。     

转轨制国家国内横向资本税竞争的模型分析

本文分析了转轨制国家国内地方政府间的资本税竞争,认为一定条件下的地方政府间资本税竞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全国居民的福利水平;不过,经济转轨初期的各地方政府似乎更愿意采取协同一致的税收政策,因为实行这样的税收政策对地方政府的自身利益较为有利。     

公共财政体系与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筹资水平研究——促进公共服务横向均等化的制度思考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农合)的筹资主要来自政府补助。对于很多县级政府来说,其新农合筹资来自上级政府(主要是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的补助金,这对于新农合的平稳实施至关重要。然而,由于新农合补助金是一种带有配套要求的专项补助,而上级政府大多采用一刀切式的固定金额补助法,这样财力较弱、农业人口比重高的地方政府不得不承担相对较大比重的筹资责任。为了发挥上级政府补助金推进地方政府财力横向均等化的作用,促使财力不同的地方政府为民众提供大体相同的新农合服务,有必要在政府间转移支付上探寻更为制度化的方法。     

政府公共投资的经济效应分析

关于政府公共投资的经济效应,学术界有颇多争论,虽然一系列研究成果发现公共资本与经济增长正相关,但也有一些学者通过研究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文章运用经济增长理论分析政府公共投资的经济效应,并以中国相关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实证检验得出结果:公共投资与产出正相关。在此基础上,文章根据我国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运用计量经济模型,估计出我国当前政府公共投资的最优规模,即公共投资占GDP的合理比重为4.5%,公共投资占财政总支出的合理比重为22%左右。     

地方政府的危机管理:责任、信息与制度

当前我国危机管理体制建设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本文从危机管理的分权效率、信息响应等角度论证了地方政府在我国危机管理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分析了效率导向下的地方政府危机管理事权划分问题,探讨了信息优势与危机管理资源配置的关系。本文指出,应从赋权与问责、事后管理、制度建设等方面重新审视和发展我国的地方政府危机管理体制。     

政府在社会博弈中的角色与作用——一个基于霍布斯、洛克理论的模型分析

文章基于霍布斯和洛克的理论框架,讨论了政府在社会博弈中的角色和作用,并且阐发了社会博弈中政府与公民所面临的策略选择及均衡结果的社会意义,尤其对于社会契约关系中退出机制的安排和由此引发的重新谈判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为进一步研究关于社会契约的治理及其结构性安排等问题奠定了基础.     

基于朴素贝叶斯模型的电子证照用证智能推荐

数字政务是数字政府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电子证照智能服务有助于数字政务改革。结合朴素贝叶斯模型与某省政务数据构建用证预测模型,并对模型的有效性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法人类型高频办件前10种组合占全部组合的49.46%,远高于个人类型政务服务事件;全省范围内个人用证、法人用证推荐准确率分别可达到53.22%、68.51%,按地市构建模型能够有效提升准确率,部分区域准确率最高可达96.24%;缩小判定政务服务事件先后关系时间窗口,推荐准确率明显降低。研究结果表明了研究方法的有效性,有关方法和结论对提升政府效能具有支撑参考作用。     

地方政府债务对人地城镇化失衡的影响——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全国2010—2019年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地方政府债务对人地城镇化失衡的影响。结果显示：人地城镇化失衡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地方政府债务水平的提高加剧了人地城镇化失衡;分区域来看,相较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债务对人地城镇化失衡的正向作用更为突出。基于此,提出深入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改革和增强地方债务支出结构管理的建议。     

空间关联视域下政府支持对区域创新质量的影响

采用2009—2020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从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两方面构建基于双权重矩阵的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实证考察政府支持对区域创新质量的影响。研究表明：区域创新质量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在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双重空间因素作用下,政府支持对本地创新质量和其他区域创新质量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又以经济距离的作用更强;金融发展水平显著提升了本地创新质量,对外开放水平显著提高了其他区域创新质量。     

政府治理维度下互联网金融发展面临的风险与治理对策研究

互联网金融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多种不同形式的金融风险,对政府治理提出了挑战。基于互联网金融风险的成因,为解决互联网金融发展带来的治理问题,可以从政府与市场、政府自身及政府与社会3个层面入手,提出相应的治理策略。信息技术水平与安全因素导致了治理的信息和时机差,需要政府加强信息获取和信息分析能力;风险管理能力及经验因素导致了治理的层级差,需要政府科学划分央地权责;风险意识及信用水平因素导致了治理的规模差,需要政府建立风险评级体系和征信体系。这是金融学和管理学相融合的新的研究范式,在政府治理维度下对互联网金融发展面临的风险与治理策略的深入探究将会有效推进互联网金融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