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对贫困地区农村家庭产出的贡献基于黑龙江省的实证分析

[目的]"打赢脱贫攻坚战,是今明两年必须完成的硬任务",剩余贫困人口的脱贫和已脱贫人口的发展亟需释放贫困地区人力资本的力量。人力资本在脱贫阶段演进过程中起到不同的作用,是提高贫困地区农村家庭产出和实现脱贫的核心与关键。[方法]文章通过实地调研验证人力资本对脱贫的作用机理,并为实证分析提供数据支持,依据人力资本与贫困地区农村家庭产出的均衡方程,建立回归模型,结合人力资本在生产函数中的意义及规模报酬不变的条件约束,判断人力资本贡献率对农村家庭产出优化的影响。[结果]实地调研表明脱贫意愿对人力资本构成影响较大;回归分析表明人力资本对贫困家庭产出贡献大于资金资本,也大于知识技术资本;优化规划表明人力资本的积累有助于实现贫困地区农村家庭产出规模优化。[结论]应从健康状况、脱贫能力和脱贫意愿等方面加强人力资本积累,通过共享平台支撑促进人力资本与其他资本有机融合,以人力资本为核心构建内生脱贫模式。     

我国水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贡献及区域差异分析

[目的]通过测算水禽全要素生产率（TFP）来评估水禽的投入产出效率,同时分别对比各养殖区域之间TFP的增长率及贡献的差异。[方法]文章依托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水禽投入产出数据,基于索洛残差法和DEA-Malmquist指数法分别从水禽TFP指数、TFP增长率和TFP贡献率3个角度展开分析。[结果]（1）全国水禽TFP均值为1.352,大多数地区的水禽TFP指数均大于1,山东省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均为全国第一;（2）全国水禽TFP增长率平均值为0.19,水禽TFP贡献率平均值为120%,TFP贡献率和增长率较上一年都有所提升;（3）区域差异比较后发现,西南地区的水禽TFP指数、TFP增长率和水禽TFP贡献率的均值最大,而华中地区的3个指标均值均为全国最小,水禽的TFP区域特征呈现出“北向南移”趋势。[结论]技术进步对水禽产业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说明水禽产业需要进一步加强新技术投入;突发事件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水禽产量的增长,说明不仅要预防突发事件,而且要不断挖掘突发事件后的边际效应;水禽TFP区域差异显著,要求结合区域特征分析后因地制宜施策,最终提升水禽生产要素投入效率...     

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比较分析——基于中国对外贸易的实证研究

长期以来,无论是政界还是在学术界都表现出高度重视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但低估甚至忽视进口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的倾向。通过建立分布滞后模型,对我国1978～2006年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和比较,无法获得充分的证据支持出口贸易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要胜过进口贸易的观点,反而得出无论是出口贸易还是进口贸易都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的结论。通过实证研究对我国贸易发展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型过程中的政府干预模式及其启示——以日本和德国为例

党的十七大报告再次强调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转型的经验教训具有重要意义。以日本和德国为研究对象,从经济指导思想、政府与市场关系和政府作用这三方面对两国在经济转型期时政府干预模式进行比较研究,最后得出启示。     

政府管理创新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分析

政府管理创新是新时期政府对自身进行的深入改革,经济发展是政府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两者具有十分密切的互动关系,经济发展是推动政府管理创新的内在致变因素,政府管理创新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变量。文章旨在对这种互动关系进行分析和研究,同时对政府管理创新体系提出自己的观点。     

中国30年经济增长与就业：构建灵活安全的劳动力市场

运用宏观统计数据,本文首先回答了中国经济增长是否创造就业的问题.通过分阶段分析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效应.文章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是一种创造了大量就业的增长;本文第二部分分析劳动供求关系的最新变化及其演变趋势.认为劳动供求关系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但中国尚没有步入劳动力短缺时代.在今后20年左右的时间内仍然拥有充足的劳动供给;本文第三部分讨论了当前劳动力市场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认为结构性矛盾突出、就业非正规化严重、初次收入分配扭曲等问题突出:第四部分为结论,提出构建安全灵活劳动力市场的概念和设想。     

制度倾斜、低技术锁定与中国经济增长

本文试图回答熊彼特创造性破坏理论在中国为何难以成立的问题。通过建立垄断企业与非垄断企业的博弈模型,我们证明了:对垄断厂商在制度与政策上的倾斜,会削弱非垄断企业进行创新的动力。进一步地,这会使得非垄断企业减少研发人员投入并增大其成为垄断厂商中间制品生产者的概率,同时使垄断厂商成为创新主导者的概率增大,于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减少,最终使得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资本投入实现。在上述情况下,内生性的技术创新出现的频率会大大降低。这正是中国特色低技术锁定存在的根本性因素。     

中国工业增长的性质:资本驱动或资源驱动

经济增长可以分为资源驱动、劳动驱动、资本驱动和技术驱动等不同的形式,大多数研究认为,我国的经济增长属于资本驱动型。但这个结论是在排除了资源环境因素影响后得出的。本文在纳入资源环境因素后,对影响工业增长的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资源环境对工业增长的贡献大大高于资本的贡献,我国的工业增长仍属于资源驱动型。我国工业增长的这种性质决定了我国经济增长的性质还没有完全摆脱资源驱动型的特征。这一特征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对宏观经济政策包及宏观调控方式的选择都有着重要影响。     

中国中小企业成长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东北地区中小企业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中小企业的成长动机——企业家导向、成长能力——企业创新能力、成长资源基础——企业内部资源和企业的资源外取、成长机会——企业环境四个角度．构建中小企业成长影响因素分析模型。通过我国东北地区235家中小企业的实证数据对理论模型及相关假设进行验证。数据分析结果表明企业的风险趋向、企业环境的不确定性、企业创新实现能力和创新推广能力都会直接激发和推动我国中小企业的成长：而企业的先动性和企业环境的动态性则被证实会恶化中小企业的短期成长：充足的金融资源和高水平的企业网络通过对其他因素的作用间接提升了中小企业的成长绩效．但其对中小企业成长的直接影响尚需进一步的细化研究。     

经济增长、生态足迹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基于浙江省的实证研究

经济增长与生态足迹之间的演化关系是分析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手段。本文应用生态足迹模型测算了浙江省1990—2006年的生态足迹并应用Ulanowicz的生态经济发展能力公式进行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估,得到三个主要结论:①浙江省1990—2006年人均生态足迹需求不断增加,生态赤字逐年扩大。②万元GDP的生态足迹逐年下降,生态经济发展能力逐步有所增强。③代表生态经济系统稳定性的多样性指数不断下降,浙江模式潜伏着重大的不可持续性信息。本文认为,目前浙江等东部地区经济下滑的情况比较显著,可持续发展能力受到明显挑战。资源、环境、生态问题成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约束,而生态问题背后又是企业组织规模、产业结构、发展模式等原因。宏观调控表面看是经济问题,实质是资源环境约束的结果。这些问题相互联系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对它们的认识与解决程度可能从根本上影响着区域乃至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