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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质上说,国家法律和党的政策是一致的。因为宪法和法律是在党的领导下制定的,法律的制定就是将党的政策主张经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长期以来,我国基本上是一个政策社会,即主要依靠政策来治理国家。在革命年代,党的政策成为各级领导干部决策的主要依据,这是很自然的事。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党领导人民制定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也制定了宪法和法律。但由于历史的惯性,很多领导干部在进行决策的时候,仍然重视党的政策,轻视法律,1958年的“大跃进”就是以政策领导的群众运动式搞建设的结果。这种以政策为主的执政方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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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时期的县级官员在整个国家的行政结构中处于一个夹层位置,一方面其命运取决于上级的好恶,另一方面对下级和民众的权力基本不受到制约,因此他们从理性的角度发出,只能对上惟命是从,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对民众所遭到的痛苦,表现出良知的一面。有一部分县级官员为上级的错误和自己的过失承受了惩处,不过最根本的原因是行政体制所造成的,在一定程度上说,县级官员也是行政体制问题的牺牲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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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国内几乎所有的汽车厂商都在宣称自己在新能源汽车上取得重大突破,甚至马上就要量产的消息,有汽车界人士宣称,他们不希望新能源汽车成为第二个房地产,鼓出新的泡沫。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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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朗 《中国民营科技与经济》2011,(4):29-30
预计WiFi建设将带动250亿-300亿元的电信设备新市场。在2011年中国电信运营商总体上15%-20%的增长预期中,WiFi投资是其中的结构性惊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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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这些日子中国经济正日益强大。尽管世界仍然晕眩于全球金融危机的缫丝中,中国却没有显示出任何放缓的迹象。尽管被指责阻挠了去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但是中国仍正稳步走在新能源技术的最前面和领导着世界的绿色经济。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