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的新组织形成与“四维”形式研究

网络时代下,新的组织现象和组织形式不断涌现,有必要通过对新组织形成的动因、遵循的基本导向、新组织的各种形式等问题综合剖析以揭示新组织的价值创造过程及其本质。国内外近50年来关于新组织的研究提出,以互联网为核心的计算机通信技术带来的技术变革、认知转变和企业应变催生了新组织的出现;新组织的形成遵循知识创造、协作创新和角色重构三个基本导向;新组织形式的“相对新颖性”包括新结构、新主体、新形态和新要素四个方面,构成新组织的“四维”形式。新组织的价值创造过程本质上是由技术变革引发组织形式变化,进而导致组织能力提高形成的。对比科层组织与新组织的组织范式以及各种形式发现,利用新组织形式的多样、灵活、非理性特征对科层制组织架构进行适时调整,是科层组织演化、避免科层陷阱的重要方式。     

中国摆脱依附式发展与中美贸易冲突根源

中美贸易冲突根源的探寻不应停留在国际贸易层次,而是应该从当下的国际分工结构和国际生产关系中去寻找。作者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出发,认为国际分工及其相应的国际生产关系是决定国家在世界舞台上政治经济地位与利益的基础。发展中国家在传统的国际分工结构中长期处于外围、在生产关系上处于依附地位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落后,特别是技术水平落后。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生产链作为一种新的国际生产组织方式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在这一新的国际分工生产中,发展中国家的依附地位并没有改变,但是具体的依附形式不同于历史上的依附形式,呈现出“技术—市场”依附的特点。在这种新的依附形式下,广大参与全球生产链分工的发展中国家只能从中获得微薄的附加值,进而形成一种依附式发展,而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却能够主导全球生产进程并从中获得高额的附加值。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就需要摆脱依附式发展模式,实现在全球生产链中从中低端向中高端的攀升。近年来中国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提升世界市场地位方面的努力及其获得的相应成就触动了美国作为现有国际分工主导者的既得利益。为了维护其霸权的经济基础,美国不惜发起贸易战以遏制中国的发展有其必然性。中国摆脱依附式发展以及美国相对衰落所导致的国际分工格局现实和潜在的变化正是中美贸易冲突爆发的根源所在。     

“潮涌现象”中单位产能成本对均衡产能影响的模拟研究

从演化博弈模拟的角度，专门探讨在投资“潮涌现象”中单位产能成本这一因素对对称均衡产能的影响。模拟结果表明，单位产能成本的增加，使得对称均衡产能减少。     

西安“黄帝都邑”杨官寨遗址探析——再论西安古都史达5000年并与黄帝时期“关中落后论”商榷

文章从考古—文化学角度,探讨西安"黄帝都邑"杨官寨遗址并佐证着西安古都史当在5000年以上,认为杨址"陶祖"的出土可证明,在史前女权社会逐渐被男权社会取代的黄帝时期的社会转型中,关中已出现男权社会。在黄帝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状况,在总体上是晋陕豫"金三角"地带依然高于辽西。辽西女神庙在社会文化层面上落后于杨址,在文化学上应无疑义。苏秉琦先生以辽西女神庙为据,明确提出黄帝时期"关中落后论",显然不妥。     

基于最优组合权重和GRA的城市绿色制造水平评价——以“中国制造2025”示范城市为例

“中国制造2025”战略任务之一是全面推进绿色制造,科学地评价示范城市绿色制造水平具有重要意义。论文通过界定新时代绿色制造的内涵,构建了城市绿色制造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使用最优组合权重和灰色关联法,对“中国制造2025”12个示范城市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12个城市整体绿色制造水平中等,广州、青岛和合肥为“高水平”,成都和武汉为“中高水平”,宁波、长春和泉州为“中等水平”,湖州和沈阳为“中低水平”,赣州和吴忠为“低水平”。(2)城市间绿色制造水平差异明显,大体上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优于地级市。(3)成都、青岛、广州、合肥分别是绿色生产、绿色排放、绿色科技、绿色成效方面的领军者,经验值得借鉴。(4)多数城市四个维度的水平不均衡,马太效应明显。最后,从四个维度出发,给出了提升绿色制造水平的建议。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产业合作研究

“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一条贯穿欧亚的广阔经济带,同时也是跨国、跨区域的合作平台,被誉为当今世界里程最长、途经国家最多、辐射区域最广的陆路经济“大动脉”。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不断推进,陆上通道将重新成为连接中国与欧洲的重要交通线,从而提高欧亚内陆地区在全球经济中的战略地位,打破海洋垄断的传统经济格局,形成平衡制约、共同发展的和谐世界新局面。在探讨“丝绸之路经济带”内涵的基础上,分析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国际战略意义,并阐明产业合作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实现过程中的重要性以及带内各区域的产业优势,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产业合作的相关对策建议。     

重塑理想信念、凝聚社会共识：“中国梦”的政治修辞

尽管“中国梦”与个人梦、地方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辩证关系,但由部分组成的整体又具有部分所不具备的功能,部分机械相加之和并不等于整体。对于“中国梦”不适当地个体化、地方化、片面经济化解读和生拉硬套,会消解掉其宏大、科学内涵。整体意义上的“中国梦”需要历史宏大叙事,它是对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逻辑的新概括,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加强意识形态建设、重塑理想信念的新表述,是凝聚社会共识、形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合力的新平台,是新世纪中华民族向世界展示的体现国家发展理念的新话语。中国梦话语的理论表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于历史与现实、经济社会发展与意识形态、多元与共识、国内与国际等几个维度的内在张力。全面、准确理解其内涵,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体乃至全社会层面坚定理想信念,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历史自信,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村改居”群体城市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研究

社会融入是社会行动的结果,而经济活动是社会行动的首要活动。根据对陕西省西安市的调查数据,以“是否持续参与城市社会经济活动”考量“村改居”群体的城市社会融入与否,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从自身特征、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支持4个方面分析“村改居”群体城市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村改居”群体的城市社会融入与年龄、性别等自身条件无关,经济资本中分红、房租等可替代收入变量和人力资本中高层次职业变量的影响不显著,社会支持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也不显著;交往能力和政策制度变量在各自的类别模型中对“村改居”群体的城市社会融入具有显著影响,但未能进入最终模型;就业收入、文化程度和一技之长对“村改居”群体的城市社会融入具有显著正向。因此,“村改居”群体提高就业收入和文化程度以及拥有一技之长,均有助于其城市社会融入进程。     

网络外部性和“限制性”版本的软件最优产品策略

本文分析在网络外部性的条件下 ,软件生产厂商会利用“限制性”版本软件吸引更多用户以尽快实现其临界容量 ,而这种“限制性”版本策略是与厂商实现利润最大化的产品策略相一致的。根据结论可以对我国的软件发展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How geographic,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distances shape location choices of China’s OFDI in tourism? – an empirical study on B&R countries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bilateral distances shape Chinese enterprise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 in tourism in Belt and Road (B&R) countri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while geographic distance is not a key factor explaining the location choice of Chinese tourism OFDI in B&R countries, cultural distance hinders this location choice in a linear and monotonic way. Chinese enterprises prefer B&R countries with a short institutional distance from China for OFDI in tourism to avoid the “outsider disadvantage”. Moreover, market scale is found to be a moderating factor influencing the impacts of various distances on tourism OFDI location cho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