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税收滞纳金的法律性质、适用情形与核定机制

税收滞纳金是税收征收管理的重要措施之一。税收滞纳金的法律性质应界定为行政执行罚为主兼具损害赔偿。其适用情形不仅应考虑时间维度上的“未按照规定期限”。还应结合主观过错、行为性质及义务主体等因素予以区别对待。税收滞纳金的核定应采取分段加收率,起止时间应考虑支付方式的差异,并将税务稽查、刑事侦查及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设定为除外期间。     

我国城市老年人主观经济状况充足感分析

主观经济状况充足度指标是经常被用做分析健康、经济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等问题的重要自变量之一.以中国老龄科研中心2006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的城市数据为例,对全国16个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的64个城市8018例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相关数据进行分层多元回归分析.与国外研究相比,相同的结论包括老年人年龄越大、客观收入越多、健康状况越好、离退休及仍在工作的城市老人越愿意认为自己的主观经济状况是充足的;不尽一致的结论表现在老年女性、教育程度越高、已婚以及不与子女共同居住的城市老人越愿意认为自己的经济状况是充足的.在此基础上,分别从老年学理论和政策实践方面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幸福经济学研究最新进展

幸福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随着伊斯特林悖论的问世,“幸福”逐渐走入经济学家的视野。国外学者以主观幸福感的度量和影响幸福的因素为中心,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幸福经济学认为,影响人类主观幸福感的因素有：宏观经济波动、经济政策、市场主体行为;人口学特征;环境因素以及一些其他因素;同时,主观幸福感也会反作用于就业、创业、消费等。幸福经济学是对现行经济政策的本质和核心进行探索,把幸福作为政府制定政策的主要目标和重要标准。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国民幸福指数作为制定和评估公共政策的重要参考,可见幸福经济学的影响已渗透到公共政策的制定。因此,对幸福经济学现有文献进行系统回顾梳理,对政策制定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数字金融的幸福感效应及机制研究

数字金融发展质量对居民幸福感水平具有重要影响。基于自我决定理论,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1—2017年数据,检验数字金融对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后发现,数字金融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呈U型,即早期低水平的数字金融降低了居民主观幸福感,但中后期高水平的数字金融能有效提升幸福感。这意味着数字金融发展存在两面性,既可能损害居民利益降低幸福水平,也可能通过提高效率和促进公平增强幸福水平,需要建立完备的数字金融发展与监管体系。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通过影响个体的经济状况、精神状况和主观社会地位作用于主观幸福感。因此,应在完善监管制度的情况下,不断加大数字金融的建设力度,通过财税政策引导企业建立多品类的金融服务体系,为居民增强幸福感赋能。     

互联网使用对女性劳动力健康的影响：异质性与影响机制

互联网的广泛使用为促进女性健康提供了新的技术条件。基于健康资本需求理论,利用2016年和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实证检验了互联网使用与女性劳动力主观健康（自评健康和情绪）和客观健康（BMI指数和是否住院）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首先,无论是女性的主观健康还是客观健康,互联网使用均对其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其次,互联网使用对女性健康的影响,在不同工作时长、不同户籍、不同年龄段、不同地区以及不同年份之间存在异质性,尤其与2016年相比,2018年互联网对女性主观健康和客观健康的促进作用更强;最后,有关互联网使用对女性健康的作用机制,健康投资与工作压力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     

贫民住区改造与主观幸福感——基于辽宁省六市的抽样调查

贫民住区问题是存在于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普遍问题.本文利用联合国人居署、中国社科院联合课题组2012年的调查数据,着重讨论了辽宁省六市贫民住区改造工程所带来的影响和原住民的主观幸福感变化问题,得出如下结论:(1)贫民住区改造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对原住民的主观幸福感产生了显著影响,改造后的家庭收入状况与幸福指数之间呈现出“倒U型”关系;(2)分位数回归估计的结果表明,社区生活质量的改善对不同幸福感层次的原住民都产生了积极影响,而改造后出现的新的沟通交流方式和邻里关系的变化却并未能有效提升主观幸福感;(3)针对贫民住区的低收入阶层,其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与其他群体存在很大不同,政府的间接扶贫政策所产生的积极效果也要略小于其他群体.因此,对于贫民住区改造后所出现的显性和隐性效应,需要引起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     

对开展廉政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

廉政文化建设的内涵(一)廉政文化建设的思想内涵。农行二级分行领导班子成员首先要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要树立共产党人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其次要教育两级机关的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加强道德品质修养,牢记“两个务必”,真正做到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再次要推动全行党员干部加强主观世界的改造,自觉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自觉抵制业务经营中违规行为的发生。     

重点国有林区社会职能移交对职工主观福祉的影响

基于2019年重点国有林区民生监测数据,分析改革过程中重点国有林区政企分开后社会职能移交对林区职工主观福祉的影响。结果表明:森工林业局和地方政府在人员的移交与接收上存有分歧,对在社会职能移交过程中产生的富余人员的去处未达成共识;森工林业局将供水、供电、供热、物业及市政环卫等社会职能移交给地方政府后林区职工的主观福祉下降。因此,地方政府要直面问题,努力消化社会职能部门冗余人员;森工林业局要坚持明确"政企分开,移交社会职能"的改革理念,特别是在协调与属地政府财政投入的问题上需多加设计,以期能够在"政企分开,移交社会职能"的改革中提升林区职工的主观福祉。     

旅游活动中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

以旅游活动对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为题,构建影响模型,并选取对象进行问卷调查,获取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旅游者的年龄、月收入、教育程度对旅游者幸福感有显著影响,并且旅游满意度、价值感、积极情绪显著正向影响城乡居民的幸福感。最后,对已有的研究结论从旅游服务业部门、政府、旅游者主体三个层面,提出利用旅游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对策建议。     

"候鸟式"流动亦或"永久"迁移?——基于社会融入视角的公共服务可及性与人口流迁选择

本文基于近年来中国部分流动人口“流而不迁”的典型事实,利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和城市特征的匹配数据,构建公共服务可及性综合指数,使用IV probit和PSM方法,探索迁入地的公共服务可及性对流动人口永久迁移意愿的影响及内在逻辑。研究结果表明,公共服务可及性显著提升了流动人口的永久迁移意愿,降低了“流而不迁”的暂时性迁居概率,且该结论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和自选择问题后仍然稳健;公共服务可及性的“人口迁移效应”因地区差异、城市级别、户口类型、家庭规模而存在显著的群体异质性,因流动性质、个体特征而存在显著的个体异质性。进一步研究显示,主观社会融入感在公共服务可及性的“人口迁移效应”中发挥中介机制作用,公共服务可及性对主观社会融入感具有正向影响,提升了流动个体的永久迁移意愿。基于流动人口福利改进的伦理目标,本文认为：公共部门应兼顾公共服务的地区均等化和类别均等化;注重流动人口多维度、综合性的公共服务可及性水平提升;优化公共信息的传播路径并拓展流动个体对公共服务的表达渠道和参与范围,从而实现公共资源的最优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