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地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对参与意愿的影响研究——乡贤信任的前因影响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构建以乡贤信任为前因变量的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作用模型,共获取434份有效问卷,运用SPSS 22.0和Amos 24.0进行模型检验,结果显示：积极旅游影响感知不仅能够直接影响居民参与意愿,而且能够通过弱化居民消极旅游影响感知间接影响居民参与意愿;乡贤信任对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作用机制具有前导作用,乡贤信任分别正向影响居民积极旅游影响感知与参与意愿,乡贤信任负向影响居民消极旅游影响感知;乡贤信任与居民参与意愿之间存在积极旅游影响感知和消极旅游影响感知的多重中介作用。     

湖南攸县:“门前三小”搭建农村文化大舞台

乡村文化繁荣和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之一。湖南省株洲市攸县总结推广乡贤服务乡村文化事业的“高桥经验”,搭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形载体,盘活祠堂、民房、旧村部等闲置资源,在老百姓家门口建设小广场、小书屋、小讲堂“门前三小”文化设施,有效破解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场所在哪建、谁来建、怎么用、如何管等问题,促进了乡村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攸县“门前三小”建设坚持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齐步走”;力求“以小切口作大文章”,严禁大搞拆建;发挥乡贤作用,防止“重建轻管”,这些做法值得其他地区借鉴。     

论“新乡贤”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

在城镇化的浪潮中,农村优秀人才大量向城市流动,有人不禁担忧:农村建设究竟何人承担?乡贤何在?我们倡导"乡贤回乡",弘扬乡贤文化,到底有何重要意义?乡贤通过何种途径"回乡"?乡贤在新的时代已经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探讨如何使"乡贤回乡",不论是对于当今的新农村建设,还是弘扬乡贤文化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树起乡村振兴"贤字号"招牌 ——基于山东省东平县朝阳庄村乡贤理事会的调查与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会议时强调:“新时代,要更加注重引导和培养乡贤,使其成为社会稳定的维护者和乡村文化的弘扬者。”长期以来,我国大部分农村深陷“人才空心化”的困局。鉴于此,山东省东平县朝阳庄村以乡贤理事会为载体,内举能士、外纳贤才;以乡贤人脉为枢纽,链接资源、厚植产业;以乡贤带动为支撑,焕活参与、纵深治理,使乡贤成为人才振兴的领航者、产业兴旺的践行者、治理有效的助推者,探索出了一条乡村人才振兴之路。     

基于演化博弈视角的“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及其稳定性分析

基于西方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运用演化博弈理论模型,本文阐述了"新乡贤"在现代乡村治理中的意义与作用,通过构建乡村治理中的乡镇政府、村"两委"和乡贤理事会为博弈双方的演化博弈模型,探讨双方在乡村社会外生权威缺乏,内生权威式微的治理局面下,采取的策略及稳定性问题。本文借助仿真工具,将博弈参与者的动态演化过程,以及参数调整对于双方策略选择的影响过程进行展示。通过研究发现博弈双方的策略稳定性与双方合作的协同收益、收益分配比例在一定范围内正相关,与双方的投入成本成反比,存在使双方合作策略处于长期稳定性的合理利益分配组合。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从加强博弈双方合作和乡贤理事会对乡村治理的深度科学参与提出了对策建议。     

村级治理中的群众动员机制研究——基于浙江舟山南岙村的个例分析

村级治理作为一种小微治理,往往表现出涉及村民数量有限、治理范围有限、治理内容具体化、事务琐碎、治理方式细碎化等特点。村级治理中"鸡毛蒜皮"的"小事",与农民切身利益息息相关,从微观层面讲,是村民密切关注的"大事"。村级治理的有效运行需协同各方利益,突破"最后一公里"困境,更需要组织动员村民的主体力量。在多逻辑、多机制的治理特征下,群众动员机制是村级治理运行过程中最基础、最重要、最核心的机制。     

新型城镇化与成都乡贤群体建设

成都作为我国西南地区的国际大都市，其城镇化建设一直走在前列。实践证明, 乡贤对推进成都新型城镇化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在分析成都乡贤群体的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加强成都乡贤群体建设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