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与第三产业产出的关联度研究

居民消费对带动产业发展，促进经济增长有着重要作用。由于各地区城镇居民在消费支出方面存在着差异，因而对产业产出的影响也不尽相同。本文从全国厦区域的角度出发，对居民消费进行综合评价，并运用实证方法探讨了区域消费支出与第三产业产出的关联程度。     

发展LPG汽车之我见

LPG是石油炼制过程中的低分子烃类副产品，黑龙江省有着丰富的石油资源，大庆、哈尔滨、阿城、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等地共有十家规模较大的国有炼油厂，各地都有LPG供应，这是黑龙江省发展使用LPG得天独厚的优势。另外，经咨询有关专家，就目前黑龙江省的各大炼油厂技术力量和设备状况，LPG除在常规的炼油过程中自然产生外，还可以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进行规模化生产，以扩大其产量，并可根据车辆发动机的工作需要，生产出汽车专用的LPG产品。     

经济开放度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实证分析

通过运用Karras建立的产出增长率和通货膨胀模型,采用向量自回归VAR框架,分析经济开放度对我国货币政策效果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无论是以M0作为货币政策的测度指标,还是以M1作为货币政策的测度指标,它们都反映出:在长期,经济开放度的提高会削弱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但从短期来看,经济开放度的提高不一定会削弱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有时反而会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企业产出视角下金融科技的就业效应研究

金融科技通过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能够发挥就业创造效应,但随之带来的效率提升又将产生就业替代效应,因此金融科技对就业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复杂性。本文基于企业产出视角,利用2011—2021年上市公司微观数据,系统考察金融科技就业效应的存在性和内在机理。研究发现：金融科技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就业水平,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金融科技通过规模扩大效应和效率提升效应促使产出“量”与“质”的双向提升,进而推动企业就业水平的增长。进一步分析表明,金融科技的就业效应在高成长性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更为明显。此外,金融科技既有助于扩大企业的就业规模,还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就业质量。研究证实了金融科技对就业的积极效应,为实现稳就业目标进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借鉴参考。     

全要素生产率与技术进步间的差别及测算——几何微分法的应用

通过理论推导揭示时变产出弹性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与技术进步在计量上的差别,本文提出估算时变产出弹性的简单公式和直接估算技术进步的方法,根据解析几何原理提出计算总量生产函数各变量导数的几何微分法,并测算了1978～2009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和技术进步。测算结果表明,二者之间确实存在明显的差异,产出弹性改变的影响是造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原因。     

总需求和总供给冲击对我国失业和产出动态关系的影响分析

在我国的失业产出关系中,短期内,总供给冲击是产出波动的主要来源,总需求冲击则是失业波动的主要来源,总需求冲击和总供给冲击共同破坏了产出失业之间反向变化关系,但是总需求冲击的破坏作用更多一些。在长期,总需求冲击对产出没有影响,总供给冲击对产出有显著的正的影响,总需求冲击在长期对失业没有影响,但总供给冲击在长期会对失业产生不利影响,即正的供给冲击的累积影响所带来的产出增加在长期使我国的失业率上升。     

我国人才产出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及国际比较研究——兼论就业困境

通过构建我国人才产出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选取全球60个国家进行国际比较,对我国人才产出能力进行了客观评价。结果显示,我国人才产出能力自1999年后改善较快,尤其是在人才产出效率方面,但人才产出结构不合理,高端人才产出不强,从而造成了就业难与招工难并存的局面,理顺人才产出结构与增强高端人才竞争力是我国人才工作的重点。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分解分析

根据来源构成和差距动因两个维度的关联指标推导而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及其成因的双层分解模型,并利用中国1995-2011年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其结果表明产出分配率差异是驱动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巨大且不断扩张的首要因素,城乡养老转移支付差异扩大、农村“三高”就业人口（高素质、高技能、高收入）加速向城镇迁徙则是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加剧的两个放大器,劳动生产率差异是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的第三因素,但其所占贡献份额呈现快速缩减趋势。     

货币政策透明度与宏观货币调控有效性——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经验分析

本文选取2000—2010年88个经济体的跨国经验数据,基于透明政策直接作用和对实际干预工具辅助调控视角,对货币政策透明度与货币政策有效性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化和拓展研究。研究发现：（1）货币政策透明度增加对产出存在正向促进作用,有助于低通胀目标实现,并且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透明度的宏观效果优于欠发达国家;（2）货币政策透明度改善可促进数量型与价格型政策工具的产出调控效应,但是弱化了二者的价格调控效应,若货币当局对通胀赋予较高权重则大幅提升政策透明度并非最优选择。总体而言,增强货币操作透明度有助于货币宏观调控福利优化。考虑到当前中国面临经济下行和通货紧缩双重压力,新常态下中国货币政策操作应遵循稳步透明化原则,不宜过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