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公共治理中的软法

软法是伴随着硬法立法滞后、协商民主思维兴起而发展起来。它在公共治理中起着增强公民的主体意识与促进社会自治、填补硬法的不足,降低立法与执法成本、防止公权力滥用的积极作用。但软法还有可能产生对法治期待误读、影响法的安定性、异化为侵犯公民权利的工具等方面的消极影响。因此有必要把软法的制定主体、制定权限、制定程序和实施监督纳入到法治的轨道,通过法治原则来规范软法的发展。     

会计监管:法学视角的分析

会计监管兼具公法和私法的特征,是用公法的调节方式调节私法领域内的关系.监管权是一种复合性的公权力,有其自身的不足,因此监管必须适度.我国目前的会计监管存在着监管机构权力过度膨胀、权责不对等、多头监管导致权力之争以及民事诉讼机制的缺失等问题.在构建我国的会计监管框架时有必要融合公法和私法两种手段.     

论环境权的公法保障（一）

公民环境权是现代法治国家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对环境权的保护和救济，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从环境权保障的民法层面来看，就是要制定“绿色民法典”，即利用物权法原理解决自然资源立法问题；从宪法的国际层面来看，目前世界各国的环境权立法已经呈现出宪法化、公民权化和具体化的趋势。我国宪法中还没有明确规定公民的环境权，而且存在着宪法诉讼或违宪审查制度的缺憾，现有的《环境保护法》也早已不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亟需制定一部完整的环境保护基本法。     

为什么宪政对人权和财产权的保障是现代经济制度的基础——兼论罗马法以来公民社会法权形态与中国皇权社会“蚁民”法权形态的迥异

当前流行的一种经济史观认为,在皇权中国这一迥异于宪政及其产权形态的制度框架之内,近现代性质的经济方式仍然可以建立起来,本文对此提出质疑.作者认为,使国民人身和财产权利从中世纪状态中解脱出来,无疑是现代社会经济制度得以建立的首要条件,宪政法理这种从确立国民私有财产权地位进而通向公民社会公法体系的逻辑路径,与中国皇权政体的法理逻辑形成了鲜明对照.     

论政府在BOT项目中的法律地位

目前,政府在BOT项目中的法律地位不甚清晰,应当在有效区分政府双重主体地位的同时实现二者功能的互补,并在法律上予以明确,在实践中得以贯彻.     

试论如何协调商法的公法性色彩和私法自治理念

商法从诞生之日起就有私法的性质,商法,即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商事关系或商事行为的法律,主要包括公司法、保险法、票据法等。商法的调整对象是商事关系。商法有着自己的私法属性,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商法的公法性色彩也在逐渐的显现,并且产生着重要的作用。     

《矿产资源法》的法学性质讨论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前 ,世界各国的《矿业法》本质上都属于“私法”。七十年代以后 ,无论是改立《矿产资源法》还是沿用《矿业法》体例 ,都增加了“公法”内容 ,从而具有了双重性。中国《矿产资源法》的公法内容尚可 ,私法内容单薄 ,因此在本轮修改中 ,矿权制度建设应是重点内容之一。为保护私权 ,首先要对政府行为加以规范和约束。政府主管部门向矿权申请人出让矿权 ,具有行政行为和民事行为的双重性 ,要研究矿权证书同“工作合同”相结合的做法。为保护矿权人的合法权益 ,对民事侵权者的赔偿责任要作具体规定     

由非法集资罪名管窥我国公法与私法特性间的冲突

自非法集资行为入罪于中国刑法以来,形形色色的非法集资案例频频见诸媒体报端,数量可观的民营企业家或集资者则在法律和政策的双重高压管控中应声倒下。由于非法集资所呈现的多样性特征,加之中国经济转型期的特殊背景,使得对于非法集资的争议从未间断。本文拟以非法集资的罪名争议为引,简要对公法与私法特性间冲突做一分析,并指出过于追求公法的价值而忽视私法价值,将有害于我国金融创新的持续发展。     

公法性质下的强制拍卖制度的效力研究

强制拍卖在执行中处在非常微妙而又特殊的地位,强制拍卖程序的启动与运行当然由公法性质的强制执行法来规范,但由于采取了"拍卖"这一私法上的特殊变价手段,强制拍卖引起的一系列实体法律效果,如拍卖物所有权的归属、瑕疵担保责任、拍卖物上权利负担等。     

行政契约的法律控制研究

由于行政契约兼具公法和私法双重性质,所以,必须对其进行公法和私法的双重调整。而在调整过程中无论是公法中的一些原则还是私法中的原则必须因行政契约的性质而适度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