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务工人口的地方依恋研究——以合肥市为例

本文研究显示合肥市的外来务工人口对目前居住地存有地方依恋，以合肥市实地调研数据为依据，运用SPSS软件中因子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比较分析了外来务工人口对合肥市地方依恋的基本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居住时长、月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是主要影响因素。该研究对地方依恋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及促进人们融入城市，引导就地城镇化意愿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乡村全面振兴背景下谁来治村?——基于四川实践的理论逻辑与经验证据

“谁来治村”是乡村全面振兴语境下亟需回答的战略命题,事关农村大局稳定和乡村发展后劲。在我国农民工迁移空间格局迅速重构、乡村治理结构交替演进、基层治理目标发生转变的多重因素下,治村主体研究亟需得到补充与更新。本文基于四川省积极培养农民工担任村支部书记的实践,梳理了优秀农民工担任村支书的理论逻辑,并通过数理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分析发现:(1)新阶段下中西部治村水平须考量“维稳”与“发展”两个维度的综合效用,村支书的务工经历有助于提升村治效果;(2)务工经历分别通过构建价值认同与社会资本积累、特色产业发展维系村庄的公共秩序与村庄发展能力;(3)村民议事会有利于进一步调动农民工村支书的积极性,而宗族网络对乡村稳定与发展两个维度的影响存在反向差异。     

村集体经济结“硕果”的背后

“我们村这个石磨面粉厂,去年实现营收200万元,村集体经济的账本上又多了一笔收入。”6月5日,指着村庄里的一个现代化工厂,陕西省乾县大杨镇永留村党支部书记赵管瑞说。而在4年前,永留村的集体经济还是“空白”,村民收入来源单一,主要依靠平时外出务工,产业活力匮乏。     

地权稳定性、非正式治权与务工农民性别差异

地权稳定性对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影响已经备受关注，但对外出务工农民性别差异的讨论尚不多见。基于宗族非正式组织在乡村治权中的重要作用，本文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 2016年和2018年两期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地权稳定性与不同性别劳动力非农转移之间的内在关联性。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农地调整表征的地权不稳定对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女性劳动力外出务工影响不显著。其次，机理分析结果表明，村落宗族非正式治权的强弱是影响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选择的关键情境。其一，宗族绝对势力的强弱使得地权稳定性对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影响产生分化。其二，与宗族相对势力对比非均衡相比，宗族相对势力对比均衡可以有效弱化地权不稳定对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抑制作用。其原因在于，相互制衡的宗族非正式治权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地权变动对农地纠纷产生的影响，确保农地调整中土地分配相对公平，从而起到维护地权稳定的作用。本文的结论对于理解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性别差异现象，以及如何发挥非正式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增长抑或发展：我国财政扶持对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影响

村集体经济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重要物质基础。随着财政资源不断注入，村集体经济仅仅是表面的经营性收入增长，还是有效提高了发展质量？文章基于2015—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财政扶持对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的财政扶持有效提高了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质量：(1)财政扶持显著提高了村集体经济的“经济性”，经营性收入、经营收益、经营性支出和扩大再生产投入均有显著增长，同时全国范围内的“空壳村”数量也得以显著减少。(2)进一步的机制研究发现，财政扶持通过对村集体经济“经济性”的重塑，也间接促进了村集体经济“社会性”的发展。但中介效应占比26.66%，说明当前“社会性”的重塑仍主要源于财政扶持，内生的乡村治理模式尚未完全建立。(3)不同地区财政扶持的影响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域异质性。     

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与生计多样性的耦合关系——以安徽省阜南县为例

缓解多维相对贫困，因地制宜制定农村低收入家庭相对贫困防御机制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落脚点。研究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与生计多样性的耦合关系为世界减贫提供理论参考。以阜南县686户受访家庭为研究对象，运用多维相对贫困测度模型、生计多样性测度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以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测度不同生计农户的多维相对贫困程度，探究低收入群体生计多样性和生计可持续发展路径。结果表明：(1)不同生计类型农户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具有一定差异，外出务工型农户相对贫困程度最低，相反，政府兜底型农户相对贫困程度最高。(2)生计多样性测度结果显示，兼业型农户指数最高，农业主导型和外出务工型次之，政府兜底型农户生计多样性指数最低。(3)受访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与生计多样性耦合关系类型多属于过渡类。不同耦合协调类型农户的影响因素差异较大，是家庭因素、经济条件、地理区位和资源禀赋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的结果。     

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农民工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影响

返乡农民工是助推乡村治理有效的重要力量。本文将道路修建作为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重要表征，实证考察了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农民工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结果显示：外出务工经历显著提高了返乡农民工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相比于未外出的留守村民，返乡农民工更愿意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长期返乡农民工、返乡五年以上的农民工和主动返乡农民工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更强。治理机制分析发现，外出务工经历能够通过强化返乡农民工对村庄的生活依赖提升其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但也会通过弱化他们对村庄的农业生产依赖降低其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村容村貌整治、公共服务供给和基础设施配置更好的村庄，外出务工经历能够对返乡农民工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发挥更加显著的促进作用。     

生产外包服务对小农户劳动力配置的优化作用——基于成员就业决策和家庭收入的视角北大核心

本文分别从农户老年和青年成员的劳动就业决策的角度,分析了生产外包服务对小农户劳动力配置的优化机制,并从家庭收入及结构角度检验生产外包服务对劳动力配置的优化结果。结果表明,对于采用外包的农户来说,相较于不采用外包的反事实情形,其60岁以上老年劳动力的农业参与率会提高58.3%,但45岁以下青壮年农业参与率并没有明显变化,务工者平均务工时间要高出3.98个月,务工者占比提高0.137,家庭总收入和农业收入分别高出18458元和8234元。生产外包服务对老年人农业劳动和务工者外出务工起到了显著的支持作用,并有效促进了小农户的收入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