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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社群主义的视角,通过分析1948年发生在马来西亚槟城的“分离运动”,展现华侨民族主义在“民族/国家”的架构下发生转变的历史实践过程,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民族主义对多元族群国家的解构和重组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文章认为,槟城华人的社群主义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1948年的分离事件说明,民族/国家以“公民权资格”作为工具来调整社群关系,如果携裹本土民族主义的意志,就会不可避免地导致社群边界的强化。作为少数民族的族群常常在民族主义的挤压下释放出地方性社群主义的认同意识,尽管其目的只是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个体的权利和民主政治的基础,但无疑会削弱对民族/国家的认同,从而造成社会分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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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人民币国际化被越来越多人所接受.海外华侨华人作为中国同世界交流的重要纽带,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发展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对此本文通过研究新时代华侨华人与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现状,提出两者之间存在的问题.在分析因国际贸易体系不稳定性带来的风险、人民币国际他的金融基础设施不完善、人民币在外汇储备中的占比有待...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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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自19世纪后半期开始向墨西哥移民,至今累计约6万人,但其中许多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后进入墨西哥的新移民。新移民人群的成分、受教育程度、行为方式、办事效率、追求与抱负,与前几代绝大多数以经营中餐馆或替人打工谋生的老移民们迥然不同。他们一步步在中墨贸易、兴办企业、旅游开发、文化交流、医疗卫生、科学研究以至政界等方面施展拳脚,拓展事业,干得有声有色,展现出一派新移民的动人风采。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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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文化与企业创新——基于东南沿海三大商帮的实证研究 总被引:3,自引:0,他引:3
本文基于客家、广府以及福佬三个商帮的企业数据,探究海洋文化对于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客家族群是乡土社会的典型代表,讲闽南方言的福佬族群属于典型的海洋社会,讲粤语的广府族群介乎两者之间,这三个族群在东南地区广泛分布并主要在广东形成犬牙交错的格局,使得我们可以在控制地域因素的前提下识别族群文化的影响。本文手工收集广东省的村级族群分布数据,从而匹配出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企业族群背景。在清代"迁海复界"的冲击之下,三大族群在特定地区临海混居,形成外生性的族群分布,基于此的实证结果显示,客家、广府、福佬企业的创新投入依次递增,表明海洋文化有利于企业创新;进一步将样本扩展至全广东的多族群区域,控制地理、经济、人口学特征等因素,只保留沿海县区、考察多族群乡镇内部差异等处理仍然支持结果的稳健性。除了直接影响,族群文化还对政府政策产生调节效应,政府补贴在海洋文化浓厚的族群区具有更显著的创新激励效果。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