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港焦炭码头公司科协简介

天津港焦炭码头公司地处天津港南疆港区，是天津港“北煤南移”战略实施的龙头企业，于1999年12月29日投入运营。公司拥有两个5万吨级以上深水泊位，配备了全国最大的装卸焦炭的专业化作业系统，装船效率达3600吨／小时以上，其配套设备及作业方式已达国际先进水平。同时配备有国内先进的门机7台，并由18台大型装载机配合装船作业，年设计吞吐能力1250万吨。     

南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民族产业经济的互动发展探讨

南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活动为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发展平台。南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活动和民族产业经济经过长期的发展终于产生了互动,这种互动为整个南疆地区的经济发展走向科学化、成熟化奠定了基础。     

对南疆农牧团场及工交建商企业改革情况的调查

2001年10月26日至11月10日，兵团党委政研室一行4人，历时16天，行程5000公里，就贯彻执行“1 3”文件、“1 8”文件、微观市场主体经营自主权、规模经营与发展小农场等内容，对一、二、三、十四师的10个工交建商企业、7个团场、11个连队、10个农户、150余名干部职工开展了调查，期间与师团连、农户共进行了32次座谈会，并分别到企业生产一线、大田、农户、车间、地头与职工深入交谈。     

新疆南疆三地州区域经济发展的若干思考

产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强力支撑载体。南疆三地州在跨越式发展背景下,要进一步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为区域经济发展奠定坚实的产业基础。     

南疆三地州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研究

产业结构与城镇化是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两个重要方面。产业结构的优化是城镇化的重要推力,同时城镇化的加快也会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目前南北疆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依然存在,南疆地区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日益突出,产业结构亟待优化。南疆三地州作为新疆典型的少数民族聚居欠发达地区,它的城镇化与产业结构互动协调发展,直接影响着新疆的城镇化进程、城镇化水平以及产业结构,影响着新疆社会经济发展与和谐稳定,因此必须要探索出一条协调发展之路。本文运用城镇化和产业结构的相关理论,通过对南疆三地州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的动态分析,探讨协调发展对策,以期为实现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目标提供理论依据。     

基于生态足迹的南疆地区可持续发展研究

南疆地区生态系统原本较为脆弱,最近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增长与各种经济发展战略的推动,该地区环境形势逐年严峻。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应用生态足迹法对南疆地区2000至2014年的可持续发展进行评价,发现期间生态足迹趋于增长的趋势,但是生态承载力没有呈现变化,保持平稳的水平。从南疆各地区同一时期的生态足迹变化情况来看,各地区生态足迹趋于逐年增长的趋势,其中生态足迹较高的地区有阿克苏地区,而较低的有克州和和田地区,其他地区的生态足迹也趋于不断增长的趋势。分析结果表明,南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可持续性较差,生态系统支撑能力呈逐年降低的态势。     

新疆南疆农村突发自然灾害应急管理机制探讨

新疆是我国自然灾害多发的典型地区之一,南疆农村地区尤为如此。通过对应急管理机制内涵的分析,对南疆农村地区突发自然灾害应急管理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完善南疆农村地区突发自然灾害应急管理机制的对策。     

南疆阿拉尔垦区膜下滴灌棉田棉铃分布特征的研究

通过对南疆棉田产量构成因素进行相关分析,研究南疆膜下滴灌棉田棉铃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产量构成因素对皮棉产量的相关系数依次为亩铃数、铃重、亩株数、衣分,分别为0.6799、0.6499、0.3941、0.1836。亩铃数与皮棉产量呈极显著正相关。亩铃数、籽棉与亩株数的协同变化趋势明显。南疆棉田棉铃空间分布特征是以中、下部内围铃为主,挖掘上部铃的潜力。     

新疆南疆农村公共财政职能行使障碍及对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失灵要求公共财政立足于公共需要,提供公共产品.市场做不到的,政府公共财政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新疆南疆是全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农村市场发育程度低,市场作用有限,需要公共财政在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经济稳定与发展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目前受发展条件、管理水平和资金使用方向的限制,南疆农村公共财政的职能行使仍存在诸多障碍,本文分析于此并提出可行改进之途.     

新疆南疆三地州贫困与反贫困策略研究——基于三地州210户农户的调查

本文通过对新疆南疆三地州210户农户的调查,从现行扶贫政策和当地民众自身两个角度进行分析,认为三地州贫困的原因主要有人口负担压力大,受教育水平低、缺乏劳动技能,与外部交流有限等;且存在因长期的扶贫救助而使三地州民众自我发展动力不足,扶贫过程未带动其他主体尤其是金融机构作用的充分发挥,以及扶贫资金分配随意性较强等问题。对此,应通过加大三地州义务教育投入、增加扶贫贷款、强化对财政扶贫资金使用过程的监督和事后的绩效评价等举措加大三地州反贫困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