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的兴起

虽然政府＂稳增长＂力度不断加码,2015年三季度中国经济依然＂破七＂,增速下滑至6.9%,创下2009年二季度以来的新低。如果以＂克强指数＂来看,形势似乎更为严峻。前三季度全国铁路完成货运量同比下降了11.4%,第二产业用电量同比下降1%,唯一出彩的仅人民币贷款,增加9.9万亿元。数据公布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市场中的悲观情绪与政府竭力鼓舞的信心,形成了鲜明对比。     

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的空间效应研究

基于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2011—2019年的面板数据,运用时序全局主成分析法测算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探究其数字经济的空间特征,利用空间计量模型计算其数字经济的空间效应,识别影响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的关键因素。结果发现：从空间演化格局看,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失衡发展问题较为严重,数字经济发展呈现明显的“中心—半边缘—边缘”圈层结构和“内高外低”特征。从空间相关性看,北京、天津和廊坊呈现出“H-H”型空间聚集特征;邯郸、邢台和衡水表现为“L-L”型空间聚集特征。从空间影响效应看,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对本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而人均GDP、城镇就业人数、产业结构则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教育水平与技术进步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明显。从空间异质性检验看,城市规模异质性显著影响数字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据此,提出推进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行业协会商会参与中小企业融资微观机制研究

既往研究缺少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的微观机制。文章首先提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两个核心概念——“融资禀赋”以及“融资圈层”。接着,基于“金融问题、社会解决”的研究思路,探寻行业协会商会在中小企业融资过程中的支持作用及其运行机制。然后,借助多案例研究的命题复制逻辑,构建了行业协会商会参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微观机制。研究发现,行业协会商会的融资辅助职能发挥作用有利于增强中小企业的融资禀赋,从而缩小其与大企业融资禀赋差距。这有助于中小企业融资圈层接近大企业所处的融资圈层,进而降低其融资难度。     

选择讴歌的A尚圈层

A尚俱乐部不仅仅是一个豪车的车友会、一个豪车4S店的俱乐部,更为会员提供一种分享生活与事业的社交方式,提供一个充满商机,充分交流,完全互动的平台。     

广州市地铁TOD站域的空间类型分异——基于节点—场所—联系耦合度模型的研究

TOD是一种新城市主义下以城市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城市发展模式。但是TOD的空间类型划分没有形成统一指标和方法,不利于TOD的规划实践,需要进一步研究探讨。文章整合了“节点—场所—联系”三维模型和耦合度模型,建立了评价TOD站域空间效能的评价指标体系,对广州市220个地铁TOD站域的空间效能进行定量测算,采用二阶聚类法进行分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各类地铁TOD站域的协调度,结果显示：TOD站域空间类型可分为5类10型,其耦合协调度差异明显,TOD站域的发展存在空间不均衡现象。在类别上,TOD没有打破城市的核心—外围结构,但是从分型上看,在城市外围已经出现了潜在的重塑城市多核心结构的重要的地铁TOD站域。文章将TOD的内涵和5D规划原则转化可计算指标,基于多源数据实现了TOD站域尺度的相对精确的定量计算,提出了运用三维模型和耦合度模型的两级分类策略。     

比较优势、圈层结构与成渝经济区的协调发展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极大的差异,特别是西部地区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滞后。为了推进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本文在阐述比较优势理论和圈层结构理论的基础上,从产业经济和区域经济融合的视角,提出成渝经济区协调发展的关键是构建统一的要素市场、实现产业错位发展和优化城市群的空间布局。     

广东省城市创新发展水平及其网络结构演化

创新是知识经济时代区域与城市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合理、协调的创新网络结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区域创新发展质量。基于广东省域,珠三角、粤东、粤西、粤北四大地区,以及地级市等不同尺度,运用多指标综合评价、重心分析、空间相互作用模型、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结合增长率、基尼系数等定量指标,对2000—2018年广东省城市创新发展水平、城市创新联系强度、网络结构及其演化特征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广东省域城市创新发展水平的涓滴效应存在空间近邻效应,省域内城市创新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呈现"双核心"结构;(2)省域尺度下的城市创新发展水平呈现异质性,非均衡发展特征不断固化,表现出"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马太效应;(3)省域内城市创新联系轴线多等级结构突出,珠三角地区逐步演变为全省创新联系网络的核心地区;(4)省域城市创新网络呈现明显的"圈层式"结构,创新网络致密性持续增强。     

农民工工资决定的圈层结构:一般性分析框架

农民工工资决定存在诸多因素。其中,人力资本等因素属于农民工自身层面,劳动力价值、供求状况等因素属于农民工市场层面,最低工资制度、歧视因素等属于社会环境层面。三个层面分别构成了农民工工资决定的内部、中间和外部三大圈层。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农民工工资决定的圈层结构。这是农民工工资决定的一般性分析框架。     

兰州市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及其影响因素

依据兰州市2016年工商企业登记数据,运用基于距离的产业集聚研究方法,分析了兰州市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布局、集聚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兰州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布不均衡,自东向西依次为中心高密度地带、过渡地带、扇形低密度地带,呈现出"圈层+扇形"的空间结构特征;从不同行业来看,金融保险业、计算机应用服务业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集聚趋势更为明显,而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的集聚趋势较弱,并且除金融保险业呈现出多中心的集聚特征外,其余行业都是单中心集聚;就不同规模而言,较大规模企业的集聚范围较大但集聚程度较弱,而较小规模企业的集聚范围较小但集聚程度较强,成为兰州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主导力量;城市功能分区、地价租金水平、交通便捷程度、办公空间分布是影响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