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务输出县域的普惠金融发展

<正>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20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8560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959万人,本地农民工11601万人。笔者选取典型的劳务输出县域进行了实地调研,通过走访村委、龙头企业、合作社、专业大户、农户以及农村金融机构,对这些地区普惠金融发展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改进策略。     

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法律思考

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之所以演化成为涉及全局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法律角度看主要有：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有法不依，劳动行政部门执法不严，解决欠薪的法律程序不适应农民工等。因此，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需要社会各方面的综合治理，在法律方面的措施主要是加强《建筑法》、《劳动法》的落实。加大对相关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设定“拖欠工资罪”等。     

试论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外出就业能力

由于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多数进城农民工缺乏专业技能,劳动力市场不健全,各种就业服务体系不完善,各级政府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应发挥的职能不够,导致农村劳动力就业障碍重重.因此,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专业技能培训,进一步完善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市场,转变劳务输出地政府与输入地政府的服务职能,制定并落实有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法律、法规,切实保护农民工的权益,是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有效措施.     

企业管理者对新生代农民工激励机制的分析

代工业作为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吸收了大量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但企业管理者还未适应新生代农民工的新特点与诉求,当下用工市场频繁出现的"民工荒"和"高离职率"说明企业对他们的激励机制存在不足之处。本文探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激励机制因素,并通过实证分析修正了其激励因素模型。     

农民工市民化的人力资本障碍分析

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是我国城市化面临的首要问题.然而,目前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缓慢,主要原因就是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偏低.随着劳动力就业的市场化和第二、三产业技术含量的提高,人力资本成为农民工在城市生存和就业的决定性因素.本文分析了农民工市民化的人力资本障碍,并对如何提高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水平提出了有关政策建议.     

新生代小老板是这样打造的--上海嘉定区创业广场机制创新的启示

七月天,骄阳似火.上海嘉定区创业广场走进了一位略稚嫩和腼腆的年轻人,他就是秦静.为了圆创业梦,他不惜辞掉了不少年轻人梦寐以求的外资企业工作,但能否成功,对于一个从学校门直接进入工厂门,刚过23岁的他实在是令人“心里打鼓”.     

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研究

农民工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形成的一个特殊群体，农民工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他们的职业角色的改变并没有使他们的社会身份发生转变。而如果没有社会身份的转变，农民工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融入到城市社会中去。学术界对农民工司题已经做了不少调查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往往有意或无意地把农民工问题与城市化问题分离开来进行分析和讨论。本文置身于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对农民工的现实处境与未来归属等问题作一粗浅探讨。     

新生代产业工人『聚生』苏南外企

成千上万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村青年，近年来持续不断地涌向外资企业密集的苏南地区，他们中大约有1／3的人走进了外资企业。这些在外资企业中新生的产业工人，在劳动条件、工资待遇以及所处产业文化氛围等诸多方面，都与国有企业和普通民营企业的工人有很大不同，成为以农民为主要来源的中国新生代产业工人中的特殊群体。     

进城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影响因素研究

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不同制度模式之间难以互通互联及其自身的缺陷,是制约进城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障的重要制度性因素;性别、城市工作年限、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工资收入、所在城市等则是影响进城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障的非制度性因素。从制度创新和强化执法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失地农民市民化的障碍与对策

因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失地农民群体的保障问题已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农民市民化是不可逆转的社会发展大趋势,失地农民率先市民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必然要求。为确保失地农民的生活和就业,体现城乡居民的公平国民待遇,必须以城乡统筹发展的思路看待失地农民,通过对失地农民身份转换,即把农民变市民,将失地农民纳入城市保障范围,从制度上确保失地农民的长远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