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与中国农村贫困：基于交易权利的分析

文章构建了一个分析经济增长和贫困关系的理论框架,将亚马蒂亚·森提出的“交换权利”概念进行扩展,分析不同阶层交易权利对其占有经济增长成果能力的影响,得出了关于增长与贫困关系的若干推论：贫困是交易权利的函数,而不是经济增长的函数;由制度、技术、市场等因素构成的整个权利关系,决定着某些阶层是否有能力分享足够的经济增长成果以避免贫困;贫困既可以由资源禀赋的匮乏引起,也可以由交易权利的恶化引起。文章的政策含义是：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政策的调整方向应该是扩大穷人的交易权利,使其能获得经济增长的好处。     

产权分析视阈中的农村贫困

与其他农村人口相比,农村贫困人口在产权交易方面存在两大劣势:一是占有的土地等生产资料增值能力低,这导致贫困人口缺乏用于交换的产权,而地处偏远又增加了贫困人口进入市场的交易费用.二是人力资本产权的单一性.表现为人力资本结构、使用、与其他生产要素的结合方式的单一性.两大劣势的共同结果必然是生产投入的低产出,并最终积累为贫困.但是,民族贫困地区资源的异质性,为民族地区开展区域交易,形成自生发展能力提供了潜在可能.因此,反贫困政策至少应该指向提高贫困人口占有的生产资料的增值能力、改变贫困人口人力资本结构的单一性、以及在保持资源异质性的前提下,推动地区之间的交易.此外,降低贫困人口进入市场的交易费用,也是必要而有效的反贫困措施.     

21世纪生产力发展方针的热力学思考——兼论广义文化生产力

欲实现环保生产力之稳定发展,关键在于深入探讨热力学定律所揭示的大自然物质运动规律。面对全球性不可再生资源匮乏及环境熵污染严峻的局面,最有效的对策应是:在发展物质生产力的过程中,通过日益发达的科学技术,寻求热力学定律中“火用”理论的最佳应用,同时要注重同步、协调的发展广义文化生产力。“相对能量产出指数”可作为衡量不同经济系统运行中的物质状态参数(或作为物质资源消费的量化指标),供评价该系统不可再生资源的适度消费水平;亦可供制定不同国家或地区环保生产力发展方针参考。     

论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关系的相对任意性

文章主要就索绪尔的符号任意性特点,阐述了能指与所指关系的相对任意性。语言符号任意原则仅适用于在符号结构双方结合之前,一旦语言系统形成,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就只存在强制性。     

基于科学发展观的反贫困理念的重构

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对贫困及反贫困问题的研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本文提出,当今的“贫困”已逐渐从衣不裹体、食不果腹的绝对贫困进一步发展到基本解决温饱的相对贫困;从缺乏必要的物质财富的狭义贫困发展到就业、健康、教育、社会参与等基本权利丧失的广义贫困。反贫困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内涵,必须从被动的“救济”,转向注重提高人的可行能力,坚持以人为本、物质扶贫和精神扶贫并举的理念。     

做穷人生意

越南湄公河三角洲塑壮省的冲积平原是座河流渠道错综的迷宫。点缀着贫困的村落，当地农民一天赚不到1美元。这不像是个能赚钱的地方，不过商品生产者还是有办法。阮文和驾着简陋的小船沿克萨河行驶，经营水上杂货配销的生意。     

特色调味品，做出大市场

借鸡生蛋,掘到第一桶金 陈孝财,少时家境贫困,中途辍学,靠四处打工补贴家用.他打过零工、贩过土特产、卖过服装,但都没能让他摆脱贫困.但是,他不认命:"同样是人,别人能发家致富,过上好日子,我为什么不能?"他发誓要找一个合适的项目搏上一把.一有时间,陈孝财就到街上转悠,寻找适合自己的经营项目.     

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社会审计达标要求探索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指导下，在市场体系还未来发育健全，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并存，经济相对发达与不够发达地区并存等条件下，我国的企业体‘制改革经过不断努力，到目前为止，实行政企分离，自负盈亏、承包经营、确定基数等各种型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已是遍地开花了。这种责任制形式的建立，必须注意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企业与个人利益分配的关系；正确处理合理承包指标和基数与基数外的利益关系。     

房产税促进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路径与异质性表现——产业转移和企业创新视角的沪渝比较

房地产市场过度繁荣带来的房价过快上涨会影响要素流动和企业行为,进而加剧资源错配,不利于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征收房产税可以有效抑制房价过快上涨,通过地区相对房价的下降减轻资源错配程度,并从影响产业转移和推动企业创新两条路径促进地区产业结构优化。运用合成控制法对上海和重庆房产税改革试点的政策效应进行评估,结果表明：重庆的房产税政策有效抑制了房价过快上涨,促进了先进产业的转入和创新水平的提高,进而显著提高了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水平,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效应明显;上海的房产税政策对房价上涨的抑制作用不明显,高房价阻碍了高技能人才的流入,导致其产业高级化水平的提高更多依赖于低端服务业的发展,不利于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总体上并未能有效促进地区产业结构优化。上海与重庆房产税政策效应的差异不仅源于其政策力度的不同,还由于两地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的不同。房产税政策必须有效抑制房价上涨,并应结合本地经济发展实际因地制宜,才能更好地促进地区产业结构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