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县有个“猪倌大学”

董城村,一个位于陕西法门寺和乾陵之间的小村庄。因为一所“猪倌大学”的建成,这里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这所大学是当年在董城村插队的一位知青投资建成的,听说这知青现在是个大老板,有钱的很!”董城村一个村民一边给记者指路,一边感叹着说。一条新修的柏油路,是通往猪倌大学的专用路。学校并没有像其他大学一样在9月按期开学,偌大的校园显得空空荡荡,不过,它带给董城村的变化,却早已实实在在地发生了。     

下乡经历对知青收入的影响

本文借助文献及计量统计工具并回顾知青下乡政策,客观地估计了下乡经历对知青收入的影响.1995年和2002年的城镇住户收入调查数据显示,知青的平均收入高于同年龄组非知青的收入,这与人力资本理论中教育会提高预期收入的观点相悖.本文通过回归法和匹配法剥离家庭背景和政策等影响因素后,仍发现下乡经历对知青收入的负作用不明显.国家对知青从下乡年份开始计算工龄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低收入知青群体的收入,使知青的平均收入高于同年龄组的非知青群体.     

乡土文化的知青述说———韩少功乡土小说评述

知青作为特定政治时代的产物,他们的现实生活和文化经历使得其观照乡土世界的视角和体悟乡土文化的心境有其独特之处。文章以韩少功的乡土小说为契入的平台,去探询知青作家对乡土文化的独特理解与阐释。     

别弄丢自己的尊严

朋友聚在一起,常注重一种身份标签.比如,我是＂老知青＂,市政协便让我写一本《知青留痕》的书;我是＂老工会＂,市总工会一直嘱咐我别偏离＂职业工会干部＂方向;我是＂玩摄影的＂,于是,摄影大赛组委会常＂勒令＂我＂送几幅来＂……但我没忘记自己还有一个身份标签——＂愤青＂,不,是＂老愤青＂.     

上海知青张姚珍：苦乐村官40年

谁能想到,40多年前,一个17岁的上海小姑娘,作为下放知青来到安徽省亳州市涡阳县王瓦房村后,就毅然选择留在了农村。进入2014年,张姚珍已经63岁,从她下放来到安徽省毫州市涡阳县王瓦房村到现在,已经当了40年的村官。在这里,她当过生产队里的记工员、大队会计、村妇女主任、村文书和村委会副主任。     

老知青的回忆：酒、冬至、糗事

我们农村有做米酒的习俗．如果哪家来了亲朋好友就端出自己家里做的米酒招待。米酒的做法很简单：做米酒一般都选择在阳历10到11月份,或者阳历3到5月份．这时候的气温特别适合于酿酒。先把糯米蒸熟,蒸到糯米饭用手一抓,能粘在一起就可以了,再用冷水淋,淋到一定的温度再把酒曲撒到糯米饭中轻轻搅拌均匀,再淋一次清澈的冷水,等水滤净了,就把它放进一只陶缸里,     

知青上山下乡、劳动力错配与中国城乡差距——来自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1968年底,中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城镇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理论分析表明,在人均耕地资源紧张的要素禀赋下,知青下乡意味着在有限的土地上追加投入劳动力要素,加剧了中国农业社会的过密化生产,农业总产出未能成比例提高,人均产出反而下降;由于路径依赖,知青下乡规模大的地区,恰恰是赶超发展战略激进地区,粮食征购率高,城镇居民消费水平也较高。因此,知青下乡不但没有消除城乡差别,反而扩大了城乡差距。利用1969—1979年省级面板数据,本文发现知青下乡运动实质是赶超发展战略下城乡劳动力资源的错配。     

“无悔”时代的婚姻:生命历程理论下知青婚姻研究

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影响了整整一代人。运用2008年中国家庭动态调查上海数据,以及对知青的访谈材料,试图探讨上山下乡运动这一历史事件对于知青生命历程(以婚姻为例)的影响效果。实证分析的结果发现,上山下乡运动对于知青的婚姻产生了明显的影响。经历过上山下乡运动的知青群体,初婚年龄与认识配偶的方式,都明显与同辈人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