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地位来源对欺骗行为的影响——来自实验室实验的证据

如何减少欺骗是当前中国社会普遍面临的问题。文章结合社会地位理论和自我概念理论，研究了减少欺骗行为的机制。我们利用实验室实验，区分先赋性和自致性两种地位获取方式，用欺骗博弈来检验不同社会地位来源对欺骗决策的影响。结果发现，个人通过真实劳动获得的自致性社会地位可以显著减少欺骗行为；由于幸运得到的先赋性社会地位不能减少欺骗行为。同时，非物质收益的社会地位比赋予物质收益的社会地位更有效减少欺骗行为，说明物质收益是对市场化自我概念的提醒，从而无助于降低欺骗。研究结果在剔除策略性行为后依然稳健。研究有效验证了Mazar et al.（2008）关于影响欺骗行为的自我概念内在决定机制，并对各类组织提升诚信管理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新常态下高校后勤劳动关系科学化管理研究——基于省内五所普通高校餐饮业劳动关系的调研

高校后勤服务保障能力的建设与提升是高校科学化管理能力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姓"教"的高校后勤要实现更高程度上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就要求加强党的领导,政府要依法行政;后勤要强化法律意识,实行人性化管理;劳动者应树立利益共同体的观念,强化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     

社会信任、市场化程度与企业银行借款

以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发现上市公司银行借款与地区社会信任存在显著正向关系,企业所处地区社会信任水平越高,企业能够获得越多的银行借款.将银行借款分为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会信任能够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短期银行借款.同时发现,社会信任与企业银行借款之间的正向关系主要存在于市场化程度较低和民营企业的样本中,说明社会信任对正式制度具有一定的替代作用,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存在更严重的融资约束.此外,研究发现社会信任能够显著降低企业借款增加的边际成本.     

基于社会参与角度的时间储蓄养老系统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初,时间储蓄的养老模式作为养老保障体系的一种补充措施辗转出现于各国,但都并未实现规模化发展。从社会参与角度探讨多元化主体在推动这一模式成功实践中的各方责任,以形成全国范围内的联动体系,建立能够自我调节的市场机制使养老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从而在资源自由流动中满足当代多元化个性化的养老需求。     

集体主义文化与风险金融市场参与 ——来自中国家庭的微观证据

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文化是其中重要的关键因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引入多维集体主义文化,探讨家庭风险金融"有限参与"这一经典议题.研究发现:多维集体主义文化对中国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采用工具变量法以减轻内生性问题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同样成立.路径分析表明,集体主义文化会使家庭偏好高风险并促进家庭社会互动,从而促使其参与风险金融市场.结论表明完善的资本市场政策需要充分考虑文化与观念因素的重要作用.     

目的国服务贸易限制政策是否阻碍了中国企业出口规模扩张?

根据经合组织统计的各国服务贸易限制政策条款,先对具体政策条款赋值,接下来加权得到衡量服务贸易限制的STRI指标,最终检验目的 国服务贸易限制对中国企业出口规模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引力模型的其他变量以及企业-产品层面的特征变量后,目的 国服务贸易限制政策显著阻碍了中国企业出口规模扩张,且阻碍作用对一般贸易企业、大中型企业更明显.对影响机制而言,服务贸易限制政策造成的固定成本阻碍了企业出口的扩展边际,而引起的可变成本阻碍了企业出口的集约边际,其中,对集约边际的阻碍作用更大;进一步对集约边际分解发现,目的 国服务贸易限制政策降低了企业出口产品数量,但提高了企业出口产品价格.另外,拓展研究发现,目的 国数字化服务贸易开放能够缓解服务贸易限制政策对企业出口的阻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