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问题与对策

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与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从长期来看,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增强企业凝聚力,有助于帮助企业避免风险,促进企业的持续发展。在国际大环境的推动下,我国越来越重视企业的社会责任。目前,在年报中披露企业社会责任信息已成为上市公司一项基本信息披露职责。本文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剖析问题的原因,并针对性提出改进建议。     

铭记责任 不辱使命 储好、管好、用好储备粮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近日,温家宝总理在河北考察农业和春耕生产时再次说起这一至理名言。他紧接着指出,中国的粮食储备是充裕的。中国人完全有能力养活自己,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依靠自己解决吃饭问题,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温总理所说的“手中有粮”在一定意义上指的就是我国粮食系统所掌管的各级储备粮。     

保证与物的担保并存适用之难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28条对同一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物的担保时各担保人的责任范围之规定过于粗略,在适用中出现许多难题。诸如,保证人免责的具体数额如何确定;保证与物的担保非同时,保证人可否就物的担保数额部分主张免除相应的保证责任;物的担保由第三人提供时,保证人是否得以主张免除相应的保证责任,等等。为科学合理解决这些问题,建议对《担保法》第28条进行修改。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文章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09-2019年面板数据,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和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绿色创新;在作用机理方面,数字化转型能通过降低融资约束、提高研发投入、加强内部控制和提升资源利用率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且企业外部董事网络存在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方面,具备较高绿色创新能力的企业、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制造业企业、非数字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从数字化转型中受益较多。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提供了微观证据,为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提供了重要参考。     

公众对旅游企业停止慈善性社会责任的响应研究

旅游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领域.目前,关于旅游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研究尚停留在如何承担的阶段,关于如何停止社会责任的议题尚处于空白,需要学者们的更多重视.为了弥补该研究空缺,文章对旅游企业停止慈善性生社会责任的公众响应进行了研究.该研究使用消费者实验的方法,针对慈善性社会责任,设计3个实验对4个研究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当旅游企业停止承担慈善性社会责任时,会显著降低公众对旅游企业的态度评价;2)相对于利他主义动机,利己主义动机感知会增强停止慈善性社会责任带来的公众态度下降程度;3)相对于被动停止,主动停止的慈善性生社会责任会增强公众对旅游企业态度评价的下降程度;4)相对于短时间,停止长时间的慈善性社会责任会增强公众对旅游企业态度的下降程度.最后,为旅游企业提出了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     

企业环境成本控制初探

本文阐述了环境成本及环境成本控制的涵义、特点及构成,分析了环境成本控制及其特征,对企业环境成本控制提出了四点设想:制定与企业实际情况相适应的环境成本控制标准;设立统一的环境成本控制责任中心;实现环境成本全过程跟踪管理控制;建立企业环境成本控制评价与考核体系。     

论行政责任与责任型政府

责任包括公民责任和政府责任这两大责任体系。在现代法治社会,强化政府责任是推进依法行政的关键。没有政府责任,行政权的运行就没有制约,公民权的行使就没有保障,违法行政就不可能受到追究,依法行政就不可能真正得以推进。     

交强险与营运客车交通事故人身损害风险的防范

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包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简称“交强险”）与客运承运人责任险。道路运输客运企业如何做好强制保险与营运客车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风险的防范工作,成为道路运输企业经营者关心的热点问题。     

高管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综述

企业社会责任自出世以来一直都是学术界和企业界的研究热点。中国自改革开放以后经济迅速发展,然而经济快速发展也带来了各种弊端,其中之一就是企业只为追求利益而忽视了对相关利益者的社会责任。企业高管作为企业的最高决策者和制定者,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起着一定的影响。因此本文以高阶管理理论等相关理论为基础,从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职能背景、任期、是否有从政经历等维度出发,探讨高管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并探讨内部控制是否在高管特征对企业社会的影响机制中起着相关作用。     

股权分置改革视角下独立董事对议案事项监督机制研究

采用2005—2014年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对议案事项意见的独特数据,从明确监管议案事项、非明确监管事项和股权分置改革等三方面深入考察其对独立董事出具否定意见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对明确监管议案事项出具否定意见概率低,说明“逆淘汰”机制和“任人唯亲”董事会文化的存在使得监督效果大打折扣。同时发现,在股权分置改革后,独立董事对议案事项出具否定意见概率更低;出于规避法律风险的考虑,独立董事对明确监管事项出具否定意见的概率相对较高。因此,监管层应加强对各类议案事项检查力度而非仅仅明确监管事项;科学厘清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决策中的责任边界,明确独立董事承担的法律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