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司法解释对个人房贷业务的影响及对策

新司法解释对个人房贷业务的影响2004年11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以下简称《查封规定》),并于今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查封规定》中详细列举了八类不得被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同时规定:对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生活所必需的居住房屋,人民法院可以查封,但不得拍卖、变卖或者抵债。这意味着,按揭贷款购买的住屋,只要是被执行人及其抚养家属生活所必需的,原则上不能采取拍卖、变卖或者以物抵债等执行措施。该规定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被执行人的基本权利,避免因强制执行造成被执行人极度贫困,流离失所。     

中瑞财团上海受骗案中案

除了和中瑞财团的纠纷,温州人金福音目前染上的官司不少。在最高人民法院的网站的被执行人信息查询发现,3年之间,涉及上海人民企业集团的被执行案件高达35个,加上和金福音个人相关的被执行案件有近50个。     

社会信用与城市创业活跃度

本文在探析社会信用影响城市创业活跃度理论机制的基础上,选取2008—2018年中国285个城市作为研究样本,利用城市失信被执行人数据表征社会信用,并与用于刻画城市创业活跃度的新增企业注册信息相匹配,实证分析社会信用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研究结果显示,社会信用能够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该结论在处理内生性问题,以及替换不同度量指标、排除相关政策影响、考虑滞后效应、更换研究样本和剔除异常样本等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社会信用通过促进劳动力集聚、吸引风险投资以及降低交易成本三方面机制,进一步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社会信用对中西部地区城市、一般等级城市创业活跃度的提升作用更强,其有利于提升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创业活跃度,但对技术密集型行业创业活跃度的影响不明显;不同城市的创业活跃度存在正向空间关联性,社会信用不仅能够激发城市的创业活力,还有利于提高相邻城市甚至地理距离更远关联城市的创业活跃度。     

2019年度热词

<正>2019已经呼啸而去,这一年的流行热词之多让人眼花缭乱。"被执行人""我酸了""OMG,买它!""你是什么垃圾?"……它们不仅是过去一年热点事件的注解,同样也记录着社会镜像和时代变迁     

法官万学俭:希望全国法官不再“背靠背工作”

一套普通的办公桌椅、一部电脑、两个书柜、一张会客沙发。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执行二庭庭长万学俭的办公室陈设极其简单,他的外套就挂在书柜的把手上。与影视作品中那些威风凛凛的法官形象相比,万学俭显得更加平易近人。其实法官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样高高在上。我们每天处理的案件,都跟老百姓的生活直接相关。这些年来,大家的法律意识逐步提高,很多老百姓在认为自身权益受到侵犯后,都会到法院提出诉讼。     

对抵押物要查清优先权利负担

一、案例介绍据（2009）嘉桐民执字第287号,申请人中国银行XX支行与被执行人姚XX、郑XX借款纠纷一案,标的为2137881万元人民币,抵押物为嘉兴崇福镇上一幢四层商业用房,现在对外出租开设旅馆。在拍卖中,承租人提出已付10年租金,承包期限20年,并提供相关凭证。     

浅议“执行难”

司法部门面对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执行难.本文拟对执行难的表现、危害和产生的原因加以分析,提出解决对策,以期使执行得以顺利进行,使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更加健全.     

吴志剑——公安出身的亿万富豪

1999年3月25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新闻媒体发布公告，对长期以来拒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偿还债务的被告人公开曝光，其中就有深圳市政华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法人代表吴志剑，欠债额是2亿元人民币。公告鼓励知情者向法院举报被执行人的财产和法定代表人的下落，包括房产、投资、股票、出国证件、高尔夫球会员证等等，声明将予举报人以重奖。尽管如此，2000年，在美国(《福布斯》)杂志中国大陆50富豪排行榜中，吴志剑仍以1．15亿美元的个人资产，名列该排行榜的第26名。     

认缴制下,可以有条件追加股东作为被执行人

周律师:您好!我是一个中小企业主,有一个供应商长期拖欠我的货款。不久前,我将这家拖欠货款的公司起诉至法院。因为该公司拖欠货款事实确凿、证据充分,法院最终支持了我的全部诉讼请求。我在判决生效后向法院提出了强制执行的申请。但是,法院在执行中发现被执行人公司的银行账户中没有多少可供执行的钱款,公司名下也没有什么资产。所以,法院最终没有执行到多少欠款,至今也无法追回全部欠款。在没有可执行财产的情况下,法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     

城市信用水平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来自城市失信人的经验证据

文章采用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数据构建中国城市的信用水平指标,研究其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的影响,并探究其主要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城市失信被执行人数量的增加不利于企业出口,城市失信企业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之比每上升1%,企业出口额下降约1.0600%,城市每万人中失信自然人数增加1%,企业出口额降低约0.0419%。第二,中间机制检验显示,社会失信增加会加剧企业融资约束水平,提高企业融资成本,也会增加企业交易成本,降低企业的交易效率,不利于企业专业化分工,融资困难和生产服务的内部化都不利于企业出口。第三,异质性研究表明,民营企业、规模较小企业和东部地区所在企业的出口更易受到地区失信水平的影响,城市异地失信人数比例越高越不利于企业出口。研究表明,中央和地方政府应继续完善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将非正式制度正式化,进而提升城市信用水平,更好地发挥其在稳外贸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