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因素对我国房地产价格的影响略探

利用协整分析方法,以1999年第1季度至2012年第3季度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货币量、实际利率及通货膨胀对我国房地产价格均有显著影响,尤以货币量为甚。美元指数的变动能引起房价较大变化,但是统计上并不显著。为促进房价合理回归,应加快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步伐,降低外汇储备,实行藏汇于民;加快产业升级步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同时,要在加强国内宏观调控的同时,密切关注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化。     

不宜以货币流通速度的不稳定否定货币量目标

目前我国不具备西方国家放弃货币量目标时贷币流通速度波动剧烈的环境,货币流通速度不稳定并不意味着它与其影响变量间的关系不稳定,货币流通速度的随机游走并不意味着货币流通速度是不可预测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的可测性仍较好.所以,目前不宜将贷币流通速度的不稳定作为我国应放弃贷币量目标的依据.     

论较为流行的货币流通规律公式及其由来——与《学习马克思的货币流通规律公式》一文商榷

周肇光同志在《经济学术资料》1983年第11期上发表了《学习马克思的货币流通规律公式》一文(以下简称周文),对马克思货币流通规律公式作了一些正确阐述,但同时又认为,以蒋学模为代表所表述的较为流行的货币流通规律公式,是对马克思公式的一种"曲解"和"修改"。我认为,这种评论是缺少事实根据的,是错误的。如果不加以澄清。     

现阶段关于货币流通规律作用的认识

随着发达社会主义的建成,货币和财政信贷机制在计划工作的完善化、国民经济计划的平衡与最佳化、解决新的社会经济问题中的作用提高了。在这种条件下研究一些提到科学研究最前列的货币问题的实用方面就显得特别迫切。在报刊杂志,国际会议和一些学术讨论会上,人们越来越多地讨论国家信贷基金形成和利用的实质及规律性问题,以及财政、信贷。     

货币政策工具与中介目标选择：基于公开市场操作的研究

利率和货币量哪个更适合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目前许多文献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并不涉及货币政策工具和利率以及货币量之间的关系。这样的研究隐含了一个前提,即货币政策工具和利率以及货币量之间存在明确的、稳定的关系,从而保证利率目标或者货币量是可控的。以公开市场操作为对象,本文研究表明,公开市场操作和货币量之间确实存在确定的关系,而和利率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导致利率和公开市场操作关系不确定的主要原因是IS曲线的斜率是不确定的。同时,对现阶段中国IS曲线斜率稳定性的实证研究表明,其斜率是不稳定的,因此,利率不适合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供给冲击、价格总水平下降与货币量紧缩北大核心

自 1 998年以来我国就发生了通货紧缩。从理论上说 ,短期的供给变动所形成的供给冲击是价格总水平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是这种供给冲击需要需求面因素的交互作用才能使价格总水平的下降保持持续性。那么构成市场需求的实际货币量的紧缩就成为造成通货紧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它有两个内涵 :一是现实流通的货币量 (在中国 ,与其最接近的是M1 )增长率的降低 ,二是货币流通速度的放慢 ,适时实施扩张的货币政策是一种理性的政策选择。     

阿根廷货币局制度何以不堪一击

货币局制度是指由法律明确规定本国货币与某一外国可兑换货币保持固定汇率,并要求本国货币的发行必须以一定(通常是百分之百)的该外国货币作为准备金保证的汇率制度。在这种制度下,货币发行量的多少由该国持有的储备货币量决定,货币当局失去了货币发行权;货币当局承诺按固定的汇率无条件地进行本币和储备货币的兑换。20世纪80年代,阿根廷因无法按时偿付巨额外债而陷入了二战后最严重的债务危机中,经济连年衰退,货币贬值,通货膨胀率高企,1990年通货膨胀率高达2314%。由于恶性通货膨胀,使经济运行混乱,公众对货币缺乏信心,引起货币对外贬值,而…     

“鹰派”和“鸽派”

在中国,实际上也存在货币政策上的"鹰派"观点。我们看到人们被各国的货币量化宽松政策和所谓热钱流入搞的心烦意乱,并继续高度警惕通胀风险。争竞在很多国家的政府和中央银行中都有所谓"鹰派"和"鸽派"之分,他们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上都存在对立的观点。在财政方面,"鹰派"和"鸽派"的对立在欧洲表现得特别突出。在欧洲,财政方面的"鹰派"色彩一直占上风主要是由于德     

金融高科技发展对货币供给影响的实证分析

现代金融的发展趋势是金融与高科技的结合,高科技金融发展对货币供给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它影响着货币供给、货币量及货币乘数,以及货币流动状况.     

次贷危机，货币流动与价格传导效应

次贷危机发生以来,中国的货币量依然稳步增长,但其增长是被动的。资金先流出,再回流,后流出中国。这源于人民币升值幅度“先降后升再降”与利率政策变化。地震与食品安全等意外冲击、国内政策紧缩效应与次贷危机的外部需求紧缩效应,促使经济增长趋缓。政策的“逆风向”转型进一步加剧资金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