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优势动态转换与产业升级——基于中国制造业发展指标的国际比较

通过对国内外比较优势与产业升级理论的梳理,创新性地将其概括为比较优势动态转换的三条途径与产业升级的四个维度,并将二者结合起来,构建中国制造业比较优势动态转换与产业升级的理论框架,对中国制造业发展指标进行国际比较研究,得到如下结论:从垂直结构升级考察,中国制造业呈现全方位崛起的态势,完成了从低端产业向高端产业的升级;从水平结构升级考察,依据进口中间品国内配套增值率指数测算,中国制造业国内集成配套能力较强,但依据进出口中间品增值率指数测算,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分工地位较低;从产业效率考察,中国制造业技术效率世界领先;而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显示,中国制造业技术进步水平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从产业效益考察,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低下,但作为增加值构成要素的税收占比很高,中国制造业出口占总产值比重在世界排序较低,中国内需市场潜力巨大。     

城市化与能源消费关系的动态计量分析——以陕西省电力消费为例

运用经济计量方法,实证了陕西省城市化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动态相关性,并利用因素分解模型定量测算出陕西城市化对能源消费变动的贡献份额.结果表明,陕西省城市化与能源消费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但这种长期均衡的短期调整幅度不大;现阶段城市化对陕西能源需求的贡献作用尚比较小.且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因此,能源需求不会成为制约陕西省城市化进程中的瓶颈.     

老龄化对我国农村消费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本文从生命周期理论框架出发,考察了我国农村消费及收入不平等与年龄及人口老龄化之间的关系。我们采用CHIP 1988年、1995年和2002年三年的微观数据,利用方差分解和回归分解方法,将我国农村总的消费和收入不平等分解为出生组间不平等、出生组内不平等和老龄化效应。结果发现,在我国农村,消费不平等要低于收入不平等;其次,在各个时期,组内不平等都占主导地位;最后,老龄化对不平等的效应很小。     

基于江苏省与韩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路经的比较研究

在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所体现的经济服务化、重化工业化、高加工度化、知识密集化、产业集中化和产业国际化的基础上,通过比较江苏省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路径,得出江苏应该在加强科技创新和促进产业企业集中上向韩国学习的结论,并补充了江苏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宏观政策背景。     

绿色消费意愿的反应机制——品牌拟人化和产品类型的匹配效应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消费与可持续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消费者如何践行绿色消费、如何对绿色产品形成绿色消费意愿是绿色消费研究的重点领域方向。为此,基于刻板印象内容模型,研究探讨品牌拟人化类型与绿色产品类型的交互效应对绿色消费意愿的影响及其反应机制。研究主要发现：（1）品牌拟人化与产品类型交互影响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意愿。对于实用型产品,能力型拟人（vs.温暖型拟人）更能激发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意愿;对于享乐型产品,温暖型拟人（vs.能力型拟人）更能激发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意愿。（2）绿色感知质量、绿色感知价值中介品牌拟人化类型和产品类型的交互效应对消费者绿色消费意愿的影响。（3）消费动机（利己动机vs.利他动机）调节品牌拟人化类型与产品类型的交互效应对消费者绿色消费意愿的影响。基于以上结果,研究丰富了品牌拟人化的相关研究,为企业品牌拟人化类型的选择、绿色产品的宣传、消费者绿色消费意愿及行为等提供现实参考价值。     

“互联网+”背景下文化创意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及升级对策研究

贵州省乡村旅游产业出现于2000年左右,2004～ 2007年发展迅速,但随之互联网在我国的普及,在互联网经济影响下,贵州省文化创意乡村旅游业的产值增速出现了明显的下滑.为了能够促进贵州省文化创意乡村旅游产业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稳步提升,文章对贵州省文化创意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现状进行了阐述和分析,发现了贵州省在文化创意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方面存在文化创新速度慢、产业模式落后等问题,该文进一步探讨了导致其近年来发展速度明显减慢的主要原因,并对“互联网+”时代背景所带来的发展机遇与产业升级策略进行了阐述,结合贵州省文化创意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实际,提出了通过运营、销售模式的网络化改造,以促进文化创意乡村旅游产业新发展,着力打造贵州省经济增长新亮点.     

房价结构调整与经济结构转型

目前,我国住宅房地产价格明显偏离正常值。对房价结构的分析表明,房价结构中33.86%的资金流向了政府。经过房价结构这一隐秘机制的运行,本来属于居民消费领域的购房资金被转变为政府投资资本,导致经济结构中投资与消费之间的比例失衡。这与我国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增加消费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比重相悖。为应对上述情况,加快优化房价结构是促进经济结构转型的有力举措。     

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基于系统GMM与门槛效应的检验

基于2011—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和门槛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以及消费升级和研发投入强度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消费升级、研发投入强度分别在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中表现出单一门槛效应和双重门槛效应。进一步的地区异质性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仅对中西部地区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起到提升作用,消费升级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分别表现出双重门槛效应与单一门槛效应,研发投入强度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均表现出单一门槛效应。研究结果有助于丰富数字普惠金融应用于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研究,为高技术制造业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创新韧性提供实践启示。     

资源型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的制度创新——以延安市为例

市场力量主导的诱致性产业结构和诱致性制度变迁有可能因市场的自发性而使一个社会的经济脱离发展轨道,而政府力量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有可能因其设计出来的制度不符合产业发展的规律,而使一个经济社会形成唯政府意志的产业结构。而将两种制度变迁相互间有机地结合起来,以自然演化(市场原则)的产业结构为基础,并配合政府遵从自然演化原则科学设计出的产业结构有可能达到产业结构的合理性标准。延安的能源化工产业在其产业结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目前产业集群尚未形成,三次产业结构也不尽合理,为此,要通过制度创新来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     

论资源依赖型产业集群的提升——以江苏省东海县硅资源产业发展为例

资源型企业在资源富集地区具有空间集群现象。资源依赖型产业集群发展一般要经历起步期、成长期、转型期和蜕变期四个阶段。在转型期,产业的发展有两个走向:一是由于资源开发殆尽,产业走向衰落;二是由于注意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并及时实现技术转型,产业竞争力得以提升。江苏省东海县硅资源产业是资源依赖型产业集群的一个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