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影响因素研究——一个理论框架

系统识别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影响因素,厘清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对于有针对性地制定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提升策略具有重要意义。运用文献编码分析方法,对中国知网中检索到的2000-2018年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影响因素相关文献进行编码与提炼,构建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影响因素综合研究框架。研究发现：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创新要素质量、产业组织因素、产业集聚水平、产业开放程度、产业创新导向、技术因素和环境因素;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错综复杂,共同影响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水平。最后,提出促进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提升的相关策略。     

创新要素流动与产业结构变迁关系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创新要素流动既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关键,又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内在动力,反之,产业结构变迁又会通过微观效应推动创新主体创新。基于1998-2018年内地30个省市面板数据,研究了创新要素流动与产业结构变迁的互动关系及空间溢出效应。回归结果表明：R&D人员流动对本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以及其它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具有促进作用,同时,抑制了本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与溢出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R&D资本流动对本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以及其它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具有抑制作用,但是对本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以及其它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促进作用;产业结构合理化对R&D人员及R&D资本流动具有促进作用,但是抑制了其它地区的R&D资本流动。     

金融结构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 ——不同金融发展模式对比分析

以技术创新阶段细分为研究基点,利用2009—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超越对数随机前沿分析模型,实证检验技术研发阶段和创新市场化阶段不同金融发展模式下金融结构对创新产出与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在创新增量方面,银行体系发展对创新产出的正向激励效应显著优于股票市场发展,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对创新产出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在创新增效方面,股票市场发展对技术创新效率的正向激励效应尤为显著,银行体系发展对技术创新效率产生抑制效应,造成较大程度的技术效率损失。结果表明,技术创新量高多产、提质增效依赖于金融结构持续优化和金融发展模式优势互补。     

企业突破性技术持续采用意愿的驱动机制研究

整合组织动机和期望确认理论,从购买动机视角探讨企业突破性技术持续采用意愿的驱动机制。将购买动机分为效率动机、规范趋同动机和模仿趋同动机,阐述购买动机对突破性技术持续采用意愿影响的微观机理。以198家购买过云计算技术的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购买动机与突破性技术持续采用意愿间的关系,并检验满意和认知锁定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购买动机正向影响突破性技术持续采用意愿,满意和认知锁定在购买动机与突破性技术持续采用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各购买动机的中介作用路径呈现差异化。其中,效率动机的作用路径被满意和认知锁定部分中介,模仿趋同动机的作用路径被满意部分中介,规范趋同动机的作用路径被认知锁定部分中介。研究结论打开了企业突破性技术持续采用意愿的“黑箱”,对于企业深入理解突破性技术持续采用意愿的驱动机制,促进突破性技术在持续采用过程中发挥真正价值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优化营商环境与外资企业FDI动机——市场寻求抑或效率寻求

在优化营商环境已成为当前发展中国家引资竞争新优势的背景下,针对优化营商环境影响外资企业FDI动机的考察变得尤为重要。本文在构建企业层面营商环境指数的基础上,考察了发展中国家优化营商环境影响外资企业FDI动机的机制及效应。结论表明:优化营商环境减弱(增强)了外资企业的市场(效率)寻求型FDI动机;内资企业竞争力的增强、外资企业特惠资源的取消和加工贸易型外资企业的存在,使得优化营商环境降低了外资企业的生产率,进而市场(效率)寻求型FDI动机减弱(增强)。细分样本的考察发现,上述结论仅存在于独资企业、工业和低收入国家的外资企业中,对于合资企业、服务业和高收入国家的外资企业,优化营商环境对其FDI动机无显著影响,且生产率的中介效应不存在。本研究从优化营商环境的视角为当前中国引资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更为具体的政策启示。     

规则流变视角下农村基层治水体系建设——以福建省永春县农田水利设施管护改革为例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各级政府对农村水利的投入不断增加,然而"政府管不到、集体管不好、市场管不了"的现象仍然存在,跨村水利管护机制缺失、基层治水规则与秩序失范问题亟待解决。本文以福建永春县吾峰镇农田水利设施管护改革为例,分析基层村镇场域中治水规则的建立与变革,从边界、身份、选择等7项规则入手剖析其对基层治水有效性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治水规则深刻影响了吾峰镇水利管护的行动情境:边界规则突破了原有以行政边界划定的资源治理边界,并鼓励企业等新行动主体进入;身份规则、选择规则明晰了管护主体的合约关系,确定了权责监督机制;偿付规则实现了良好的激励作用;信息规则推进了基层治水的公开、透明化运营;聚合规则创新了基层民主的可实现形式;范围规则通过试点选择创造了政策空间。在7项基层治水规则的共同作用下,吾峰镇农田水利设施管护改革摆脱了管护主体缺失困境和跨域治水合作困境,实现了治水行为的规范有序和管护绩效的稳步快速提升,促进了农村基层治水能力的现代化建设。     

中国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与农业增长——对1978-2004年中国农业增长的实证分析

本文对1978—2004年中国农业增长进行了理论与经验两方面的分析。分析的结果是,在农业生产中实施的不同土地制度对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们形成不同的激励,而在农业生产和经营中推行的价格、财税制度变革又以形成的利益空间影响从事农业生产和经营的人们的积极性,因此,制度变迁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农业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文章借助计量和统计方法,对1978—2004年不同阶段内农村土地制度和价格、财税制度变化影响农业增长的情况进行了检验,用以说明制度变迁的突出贡献。由此可以建议,应该把农村经济制度创新作为实现农业持续增长的主要思路。     

基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我国烟草企业效率分析

本文选取12家烟草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利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考察了从2001年到2005年5年期间的烟草企业生产效率.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烟草企业之间的生产效率差异并不大;企业规模与企业的生产效率呈正比例关系.本文研究结果的重要政策含义是,如果继续提高烟草企业的生产效率,就必须打破企业间的市场分割,深化企业间的联合重组,保持企业的适度规模.     

结构变化下中国股市单位根现象研究

本文使用含结构变化的单位根检验理论来分析上证综指、上证A指、上证B指和深证成指日收盘价格对数过程的特征.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上证综指、上证A指、上证B指和深证成指日收盘价格对数过程存在结构变化,结构中断点位置表明交易费用调整事件和利率调整事件对A股市场有较深刻影响,这和一些文献将"1995年01月01日实行T 1交易制度"或"1996年12月16日实行涨跌停板"作为分界点有所不同;在考虑结构变化因素后,深市的有效性不如沪市.     

Impact of land fragmentation and resource ownership on productivity and efficiency: The case of rice producers in Bangladesh

The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land fragmentation and ownership of resources on productivity and technical efficiency in rice production in Bangladesh using farm level survey data. Results reveal that land fragmentation has a significant detrimental effect on productivity and efficiency as expected. The elasticity estimates of land fragmentation reveal that a 1% increase in land fragmentation reduces rice output by 0.05% and efficiency by 0.03%. On the other hand, ownership of key resources (land, family labour, and draft animals)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efficiency. The mean elasticity estimates reveal that a 1% increase in family labour and owned draft animal improve technical efficiency by 0.04% and 0.03%, respectively. Also, a 1% increase in the adoption of modern technology improves efficiency by 0.04%. The mean technical efficiency in rice production is estimated at 0.91 indicating little scope to improve rice production per se using existing varieties. Policy implications include addressing structural causes of land fragmentation (e.g., law of inheritance and political economy of agrarian structure), building of physical capital (e.g., land and livestock resources), improvements in extension services and adoption of modern rice techn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