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农村居住地生态环境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随着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由此引发的农村居住地生态环境恶化已成为制约农业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加强农村居住地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研究分析农村居住地生态环境影响因素,为有效改善居住地生态环境提供重要理论依据。[方法]以陕西省为主要研究区域,采用层次分析法,构建矩阵模型,研究影响陕西省农村居住地生态环境的农民因素、生产活动和政府因素3个层次,包括周边乡镇企业废物排放、农用投入品的使用、畜禽养殖业废物排放、人均消费支出、农村人均家庭纯收入、农村家庭恩格尔系数、环保意识、政府监管力度、环境保护财政支出,相关政策法规等10个因素所占权重,得到不同因素的重要性排序。[结果]乡镇企业废物排放、农用投入品的使用、农村人均家庭纯收入和农村人均消费支出是影响农村居住地生态环境的主要因素,且重要性排序为乡镇企业废物排放农用投入品的使用农村人均家庭纯收入农村人均消费支出。[结论]加强乡镇企业废物排放管理和农用投入品的生产和使用审查,降低不必要的消费支出,同时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人均家庭村收入,是目前改善农村居住地生态环境的有效措施,为农民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居住场所,这也将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乌蒙山片区绿色减贫指数分析

[目的]通过分析2012年和2014年乌蒙山片区绿色减贫指数,评价该地区不同年份扶贫效果,这也为今后各项扶贫政策的实施提供理论参考。[方法]文章依据中国绿色减贫指数指标体系,从经济增长绿化度、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程度、社会发展能力和扶贫开发与减贫效果4个方面,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等27个因子作为评价指标,利用线性加权综合法分析2012年和2014年经济增长绿化度、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程度、社会发展能力和扶贫开发与减贫效果指标值,最终确定绿色减贫指数。同时,分析片区内各贫困县波动较大的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单位耕地面积化肥施用量、城乡收入比和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等指标。[结果]2014年相比2012年,乌蒙山片区经济增长绿化度、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程度和扶贫开发与减贫效果指标值上升,社会发展能力指标值降低,绿色减贫指数提高了15.40%。各县第三产业比重均降低,但农村人均纯收入都有提高。四川省10个县单位耕地面积化肥施用量增加。四川省除叙永县和美姑县,贵州省除赤水市,片区内的各贫困县城乡收入比降低。[结论]2014年,乌蒙山区在落实国家扶贫规划上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各县之间差距较大,在今后的扶贫攻坚中,需要从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了解贫困类型和贫困程度,考察当地资源储备和环境现状,统筹区域发展。     

取消农业税后河北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重构研究

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存在先天性缺陷,取消农业税,一方面使这一体制进一步削弱,另一方面也为体制的重构提供了契机。河北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重构,核心是重新划分各级政府在不同种类公共产品供给上的职责,并建立与其相适应的财力保证制度、激励与监督制度。     

新时期加大农村土地流转力度的思考

[目的]在系统阐述我国土地流转现状的基础上探索新形势下加大土地流转力度的新思路,以期为新形势下的农村土地流转提供理论参考。[方法]文章运用文献研究法和调查法,对我国目前土地流转的模式、面积、速度等进行调查和分析,总结目前的发展趋势,寻求新形势下加快农村土地流转的措施。[结果]2007~2014年,我国农村土地流转面积在稳步上升中,从2007的0.042亿hm~2增长到了2014的0.269亿hm~2,翻了6倍多。2007年约为424.8万hm~2,仅占家庭承包耕地总面积的5.2%。截止2014年底,全国家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达到2 686.7万hm~2,比2013年底增长18.3%;流转面积占家庭承包经营耕地面积的30.4%,比2013年提高4.7个百分点。2007~2010年,农村土地流转面积年际变化逐年减小,从2007~2008年的0.031亿hm~2减少到2009~2010年的0.025亿hm~2;2011~2014年,农村土地流转面积年际变化呈现为逐年增加的趋势,从2010~2011年的0.027亿hm~2增加到2013~2014年的0.042亿hm~2。2007~2010年,农村土地流转面积年际增幅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从73.8%急速下降到25%;从2010年开始,农村土地流转面积年际增幅趋于稳定,保持在21%左右,上下浮动不大。[结论]农村土地流转速度和进程逐渐加快,规模越来越大,流转形式多样化并存协调发展。国内土地流转面积表现出渐趋增加的态势,年际增幅趋于稳定,规模运营表现出攀升趋势。由于国家政策,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形势的改善等原因,我国的土地流转进程进一步得到推动和加快。     

交通因素对黄土丘陵沟壑区空心村变迁的影响分析

[目的]空心村的形成和发展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包括经济因素、自然因素、社会因素、户籍和社保制度,以及管理和规划因素等。由于我国的自然地理和区域发展差异悬殊,不同地形区空心村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各不相同。文章探究在复杂地形条件下,交通因素对丘陵沟壑区空心村的产生和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方法]以陕西省澄城县为例,通过实地调查、走访农户、搜集资料等方法,利用交通便利指数、交通距离指数等开展分析,综合考虑了道路崎岖程度、道路质量状况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对研究区的农村空心化现象进行了研究。[结果]崎岖的道路极大地增加了居民的出行成本和时间,不利于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在当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黄土丘陵沟壑区农村的交通便利程度与村庄空心化程度呈现一定的负相关性,即交通条件越好,村庄的空心化程度越低。[结论]在黄土丘陵沟壑区开展空心村整治工程时,可以优先考虑交通条件较差、相对偏远的地区。     

喀纳斯景区草地景观美学价值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自然景区的美学价值大小直接决定着其旅游开发的成败,为了解喀纳斯景区草地景观美学价值。[方法]该文选用心理物理学派的美景度评价体系,对景区内4个区域草地景观的美景度进行了定量评价,并依据上述样地植物群落α多样性和功能群结构的分析,探讨了植物多样性对喀纳斯景区草地景观美景度的影响。[结果]研究表明:喀纳斯景区草地景观美学价值整体较高,α多样性指数居中的草地美景度得分较高,α多样性指数较高的草地美景度次之,α多样性指数较低的草地美景度最差;随着功能群中一、二年生植物重要值的上升,多年生杂类草的重要值下降,美景度呈降低的趋势;美景度与平均高度、平均盖度、生物量、Shannon-Wiener指数、Margalef丰富度指数、Simpson指数和多年生杂类草重要值呈显著正相关,而与一、二年生杂草重要值呈显著负相关。[结论]因此,草地植物多样性是草地景观美学价值的重要载体,旅游活动导致草地群落植物多样性发生改变,进而深刻影响了草地景观的美学价值。     

探讨河北省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中的金融体制优化策略

金融体制是保证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结构转换的直接推动力,但现有的金融支持力度尚不能满足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农业经济转型的关键因素。鉴于此,文章以河北省为例,从河北省农村产业结构和金融体制优化的现状调查入手,发现金融体制优化对河北省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产生重大影响,主要表现在金融供给总量不足、金融中介种类单一、资金支持周期较短及政策支持力度不够等方面。为优化河北省农村金融体制,提出提高金融供给总量、开展多样化金融服务、完善长期贷款制度和加强政策支持力度等4个方面等建议,以期为河北省农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增强产业竞争优势提供科学依据。     

社区居民对都市近郊乡村旅游影响的感知与态度的实证研究——以成都花香果居景区为例

近年来,对乡村旅游的研究日益升温,但鲜有学者从居民感知的角度对都市近郊乡村旅游影响进行研究。文章以成都近郊的乡村旅游地花香果居景区为例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发放问卷、入户调查等方式将居民对旅游的经济、环境、社会文化及总体影响等4个方面的感知进行均值分析,发现在上述4个方面的正面感知均强于负面感知;通过相关性分析,了解不同社会人口特征与旅游影响感知的相关性。研究发现,花香果居景区居民对旅游积极影响感知强于负面影响,社区归属感越强的居民对旅游发展呈越积极的态度,而学历越高的居民对旅游负面影响感知更为敏感。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并提出花香果居乡村旅游发展的若干建议。     

重庆“三峡库区”农村后续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

重庆三峡库区农村后续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是移民安稳致富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影响因素、生态农业发展、库区产业"空心化"以及劳动力转移等方面。该文通过综合学界相关研究成果,运用归纳演绎和分析比较的方法,从整体思维和重点突破相结合角度,提出库区移民安稳致富关键是农村发展的动力不足。文章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提出解决库区农村发展动力不足的核心问题是推动体制机制创新,并从6个方面创新库区农村发展的动力机制给出思路性对策建议:建立库区农村改造和新城建设的统筹规划机制;健全库区农业基础设施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投资机制;推动库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建立新型农业经营机制;以特色休闲乡村旅游为抓手,充分发挥库区农村文化动力机制;以职业教育为载体,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培训与就业长效机制;健全政府与市场互动作用的保障机制,从而实现库区农村的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     

农村区域视角下的城乡空间结构与发展探究

部分农村以园区和示范区的形式推动城乡一体化的思路,丰富了农村区域理论的实践.该文试图将区域经济学和的空间经济学的相关理论用于研究中国城乡关系的实际,考察我国农村区域的示范效应,并以城市经济圈和农村区域的经济关系为基础,构建和论证城乡区域对接的理论模型,分析在农村区域的影响作用下,有中国特色的城乡对接机制.该模型进一步完善了区域经济增长和空间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为我国农村区域经济的探索和实践提供理论分析,并提供一个农村区域发展方面的研究思路.